新地、長實、新世界及馬會「省靚」招牌 財團拉頭纜 社企站穩腳

星島日報 2007-10-11

特首在《施政報告》中強調香港要建立新關懷文化，利用商業策略達至社會目標，港府已邀請新鴻基地產、長實、新世界及馬會四大企業籌辦社會企業，要建立品牌效應，「省靚」社企招牌。有學者指，由大企業帶頭搞社企，長遠可刺激商會成立相關基金支援社企，不過亦有學者擔心，由商業機構獨力搞社企，須防利益輸送，應參考外國經驗立法監管。

本報記者

行政長官曾蔭權宣讀《施政報告》表示，成立及營運社會企業並不局限於非牟利機構，商界也肯定可扮演重要角色。民間已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社會企業計畫，政府會邀請商界及非牟利團體一同開展。

新地支持承辦舊區清潔

政府消息人士稱，今次籌辦社企的大企業，絕大部分是由政府邀請，率先響應的包括新鴻基地產、長實、新世界發展及馬會。消息指，在外國不少社企都是大企業，今次動員大企業搞社企，旨在加強品牌效應，讓大家覺得社企非「次級產品」

新鴻基地產發言人表示，新地將與一家非政府機構(NGO)合作籌辦提供清潔服務的社會企業，並通過該機構轉介，聘請弱勢社群及失業人士為社企僱員，初期核心員工約十多人，但將視乎日後競投的清潔合約，來決定聘請人數及能創造多少就業機會。

長實外判酒店按摩服務

發言人稱，社企將為舊社區如深水的單幢物業提供清潔服務，因為現時較少清潔公司願承接舊區單幢式樓宇的清潔，故他們將針對此市場空間開展服務。現時新地轄下全資擁有的清潔公司，如力新清潔、力高環保服務、新力清潔公司等，將能憑豐富經驗，協助成立及營運社企、培訓及聘請員工，並提供技術支援包括清潔、廢物回收和滅蟲等，亦會協助爭取清潔合約。發言人表示，新地未來亦考慮把旗下商場或屋苑的清潔服務，外判予社企。

長實方面，發言人表示，長實集團主動與一個NGO合作，籌備成立社會企業，為本地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但沒透露是哪一個NGO，但該社企將為長實和和黃集團旗下的酒店及屋苑會所，提供按摩服務，讓再培訓局的學員重投本地勞動市場，而長實將為社企提供學員培訓、企業管理及市場推廣等支援。

新世界發展企業事務總監關則輝表示，籌劃成立社企，專做青年培訓。新世界高層甚至他本人，過往亦有向部分社企傳授營商之道，在培訓方面甚有經驗。但目前未決定是否與NGO合作。馬會則稱，稍後才公布辦社企的詳細計畫。

提供租金優惠減低成本

政府消息人士稱，由大企業牽頭搞社企有不少優勢，如大企業旗下商場，部分可提供低租金或免租金鋪位，減低社企成本；而廢物回收、幼兒託管等都是社企可發展範疇，如由發展商成立的社企可為旗下屋苑提供託兒服務，將較易贏得家長信心；但消息強調，政府不會對社企提供任何稅務誘因，以免政策傾斜對中小企構成不公平競爭。社福界則指，除上述三大財團外，亦有其他大企業正考慮籌辦

長者照顧的社企。

中大管理系副教授區玉輝指出，在外國有不少成功例子，都由大企業成立社企，滿足部分社會需要，但形式較多元化，未必是協助弱勢社群就業，「如在巴西，有社企為鄉郊地區農民提供廉價電力，但較多外國社企是由相同業務的大企業成立。」

他估計，三大發展商可借鑑其營商管理經驗，並開放旗下物業、商場、酒店或其他相關業務，讓社企爭取服務合約，協助社企起動，並提供採購上的優惠等。「大企業是回應政府呼籲，發揮企業所謂的社會良心，但在此模式下，大企業是協助推行社企，多於刺激社企的創業精神，在外國，社企有風險基金去支持，讓他們更勇於創新業務。」

不過，他認為，大企業帶頭搞社企是好事，長遠可刺激商會成立基金支援社企或銀行願意貸款。「在英國，社企甚至成為有限公司，發行債券和股票。」他又說，大財團成立社企，無可避免對私營中小企或現有社企構成競爭，「現時中小企已投訴政府以公帑支持社企爭生意，但現在政府拋波給大財團，便不再是公帑支持。社企要面對市場競爭是正常，逼使大家改善業務。」

立法規管避免利益輸送

政府早前委託港大就本地及海外社企作詳細研究，將於下月底向民政事務局提交報告，十二月則由政府召開社企高峰會。負責研究的港大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羅致光指，外國亦有由商界獨自成立社企，不與NGO合作的例子，但要避免利益輸送，如英國便會立法規管，要求註冊為社企的公司不可分紅。

「外國經營社企的經驗較豐富，香港商界宜吸取他們的經驗。」羅致光

聖誕前召開跨界社企峰會

信報財經新聞 2007-10-11

施政報告提出以活化利用文物建築作為推動社會企業其中一項新思維，據解釋《施政報告》的官員透露，新鴻基、長實、新世界及賽馬會已答應協助社會企業。特首曾蔭權承認，香港社會企業發展仍未成熟，不過，消息指民間已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社會企業計劃，稍後政府會邀請商界及非牟利團體一同開展這些計劃，首要目的是鼓勵商界自發營辦社企，民政事務局已計劃在聖誕節前召開社企高峰會，屆時將制定推動社企的政策。　　曾蔭權表示，成立和營運社企不局限於非牟利機構，商界也肯定可以扮演重要角色。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其實商界在人才培訓、提供廉租住宅和商場、成立社企計劃和傳授營商知識方面均可提供協助，目前新鴻基、長實、新世界及賽馬會均已答應協助社會企業，例如分享商業運作經驗，不同企業亦有不同興趣，新世界將主力有關青年的服務，形式及細節仍在商討。
　　政府消息人士補充，就商界如何協調營辦社企，民間已設計好一系列社企計劃予政府，當中以「走入屋」提供服務的性質居多，規模不分大小，首要目的是鼓勵商界自發營辦社企，亦有建議研究讓社企優先投標政府工程。此外，民政事務局計劃在聖誕節前召開社企高峰會，將邀請包括商界、學術及社福界人士參與，政府會密切留意高峰會意見，再制定推動社企的政策。政府並已委託香港大學搜集香港社企的資料，了解他們的運作形式。
　　長實集團昨天發表聲明表示，現與一個非政府機構合作籌備社企，在長江（包括和記黃埔）管理的酒店及屋苑會所提供按摩服務，讓再培訓局的學員重投本地勞工市場。
　　民協馮檢基對施政報告欠缺整體社企政策表示失望，他稱，政府起碼應就社企提出大政策方向，或者對社企的價值觀，營商是以利益出發，單叫商界協助很難推動官、商、民三方合作。他以英國和西班牙成功營辦社企為例，政府在政策上會提供稅務優惠推動社企，譬如聘用失業人士，或向社企採購的公司均會獲得減稅，今年施政報告減稅花了五十億元，相比之下，推動社企仍只靠三千萬的夥伴倡自強種子基金，即使推動到四大機構參與，亦難以營造社企的勢頭。
　　民建聯社會企業小組委員蘇錦樑則認為，施政報告大體上指出了社企面對資金和人才培訓不足的問題，期望政府在社企高峰會交代具體政策■

親力親為推動社企

成報 2007-10-12

【記者張智仁報道】行政長官曾蔭權昨日在立法會上重申對推行社會企業決心，強調會「親自落手落腳」推動社會企業發展，並研究向外國借鏡，向社會企業提供稅務優惠。

　民協主席馮檢基昨日在答問大會中指出，曾參考過英國及西班牙等國家的經驗，發現他們透過制定政策，利用市場能力，聘請低學歷而年紀大的失業及傷殘人士投身社會企業，值得香港借鏡。

　曾蔭權說，曾研究關於英國及歐洲其他國家的社企情況，有很多東西是香港可採納得到的；稅務優惠是下一層次的工夫，如何能夠以立法去幫助這件事，相信這些是將來考慮如何能推廣社企在新的政策內可考慮的一個範疇。

向歐洲社企借鏡

　他續說，社企是一個新興、重要的課題，「我認為我會親自落手落腳去做這個工夫」。他強調，政府與各個非政府機構及有關企業亦商量過如何能夠真真正正落實這項目，來籌備好的高峰會，做一個好的政策。

青協擬推12項社會企業

星島日報 2007-10-14

政府近年大力推動社會企業發展，青年協會計畫在未來三年，推出十二項青年社會企業，供待業青年參加，同時提供輔導及培訓，其中一項計畫是二手書店，已經向民政事務局申請撥款，期望最快明年初落實。

青協為支持青年參與社會企業，計畫未來三年推出十二項青年社會企業，當中「D i g i t a l C a f e 」及「回書店」兩項社企，最快明年初可落實，並將成立由青年人組成的「青年社企智囊團」，邀請商界及專業人士，交流及分享社企理念和功能。

出售舊書的「回書店」將會聘請低學歷青年，賺取的利潤，會用作社會服務。青協指，贊成《施政報告》提出，推動社會企業發展，但認為社會企業在本港發展屬於初期，政府應加強培訓。

另外，青協及蜆殼公司去年首次舉辦

「創業奇兵之營『宵』有道獎勵計畫」，通過一系列簡介會、訓練工作坊、年宵市場實踐等，實踐年輕人創業的夢想。去年獎勵計畫大獎中學組及公開組優勝者，昨在第二屆獎勵計畫簡介會分享經驗。

年宵創業奇兵公開秘技

成為中學組大獎得主、連曾蔭權也被他們獨特設計的「豬腩肉」咕?吸引的華仁書院，五名參與年宵攤位同學們認為，參與年宵市場先要考慮產品的對象、獨特性，由於他們希望推出較特別而實用的產品，所以自行設計得意的「豬腩肉」咕?，加強吸引力。同時，更事前主動邀請大師兄曾蔭權參觀攤位，結果成功帶來巨大回響及賺得三萬元。

他們建議參與年宵青年人，特別是已競投維園攤位者，應盡快策劃產品的設計、內容等，也要適當地分配時間。

至於奪得公開組大獎、售賣得意造型豬耳仔的何家然及張家福表示，攤位貨品如決定在內地製造，要提早一個半月前提交草圖及定時催促製造商交貨，以免阻礙買賣。假如合作夥伴是在職人士，決策時勿拖延，決定後應盡快行動。記者巫凱宜

羅致光主催下月交報告千萬元社企計圖解家庭問題

信報財經新聞 2007-10-15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表示，民間已提出一系列社會企業計劃予政府。本報獲悉，有鑑於老人問題、家庭暴力個案及獨留子女在家事件日益嚴重，受政府委託研究社企的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圖】，將會在短期內推出類似再培訓局「家務通」概念的社企大計（暫名「居家通」），務求繼大獲好評的平安鐘服務後，將「居家通」的覆蓋範圍擴展至老人護理、改善家居、託兒等家庭生活各個環節。　　「居家通」涉資千萬元，擬吸納最少萬多二萬名家務助理，做到所需服務隨傳隨到。他稱，目前正積極草擬計劃書，望能趕及在十一月底遞交政府。有份參與計劃的立法會議員鄭經翰透露，政府反應積極，成事機會頗大。
　　今年施政報告對社企墨不多，但在老人和幼兒方面的支援提出了不少新措施，例如明年初在觀塘區試行為離院長者提供「一條龍」復康、家居照顧、護老者支援服務、增加陪老員名額、撥款二億元為貧困獨居長者改善家居環境，以及將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分階段逐步推廣至全港所有地區等等，在在需要更多非政府機構投入對老人和幼兒服務。
　　羅致光日前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正積極籌備一項暫名「居家通」的社會企業，形式近似再培訓局的「家務通」，但除了家居護理、照顧老人和託兒，「居家通」更包括裝修及任何家庭層面的服務，而在老人和幼兒服務方面，亦是針對市場不足而設。
　　他解釋，其實市面上欠缺一種為中產長者而設的服務，專門提供物理治療、職業治療等相對高層次和昂貴的服務，或者更貼身的洗澡和身體護理。雖然部分慈善機構同樣提供相關服務，但主要針對基層市民，中產人士可能不便申請。在兒童方面，他指出，市面上不少託兒所根本不貼近民居，雙職家長如要帶子女到託兒所，可謂相當費時失事。針對這方面的不足，「居家通」可以社企形式提供日間上門託兒服務。這方面的到戶服務，患有老人癡呆症、需要看護的長者都一樣適用。
　　他指出，市場上雖然有提供同類服務，但不是數量不足就是太昂貴。例如聘用外傭，不但有欠專業，亦有不少人不習慣外傭長駐家中；至於鐘點女傭，則既欠專業，更不划算。他強調，「居家通」正是針對這些需求而設。
估計需僱二萬家居助理
　　不過，他表示，家庭慘案往往在短時間內發生，「居家通」如要做到隨傳隨到，必須規模夠大，形成「關鍵數量」（critical mass），使到有足夠家務助理隨時候命。他以電召的士為例，市民無論身處何方，電召的士都能在十分八分鐘內到達，原因是參與的士的數目夠多。所以，他認為，「居家通」起碼要僱用一至兩萬名家務助理，方法則可以是大力吸納再培訓局已有的約五萬名的家務助理。
鄭經翰指實為「家庭救命鐘」
　　羅致光認為，除了服務種類，目前主要提供護理服務的「家務通」，在運作和技術上尚有改善空間。「家務通」每當接到顧客的電話，便會由工作人員透過電話，逐個家務助理詢問是否可提供服務，亦不知道哪一位助理在地理上最貼近，實在很難做到隨傳隨到。因此，他表示，要引入新的設備，令所有家務助理同一時間內接收到顧客的電話，然後主動回覆；新設備並可顯示家務助理所在位置，顧客的安全亦得到保障。他希望，在這方面商界也可以協力，例如提供相關的資訊科技和人才。
　　目前約有十三個機構為「家務通」電召家務助理，羅致光表示，「居家通」成立後，任何人都可以繼續「玩」（擔當相關角色），規模才夠大。他希望趕及在十一月底前完成計劃書。由於「居家通」投資不小，初步估計三年投資期約需注資一千萬元，羅致光擬向政府商借經費，當然亦歡迎各界捐獻，但總的來說，一定會以經營社企這個新思維去營運「居家通」，否則就會失卻示範作用。
　　有份參與計劃的長者安居服務協會創辦人兼信託人鄭經翰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居家通」的意念源自特首經常稱讚的「一線通」平安鐘服務，他們希望將服務層面擴展至全方位的「家庭救命鐘」，尤其是最近經常發生小童獨留家中而釀成的慘劇。他透露，政府對這個社企意念反應積極，成事的機會頗大■

持續發展社會企業

星島日報 2007-10-15 By 小石(三十會)

今年的《施政報告》對社會上各方面訴求，都一一回應：基建、扶貧、減稅、教育、老人、醫療、環保、綠化和文化保育，令各階層市民都感覺受到眷顧。過去一年，香港經濟復甦、股市暢旺，中產不滿聲音大減，但基層卻未能分享成果。今次政府以投資基建創造就業、十二年免費教育以減輕跨代貧窮，以及推廣社會企業這些非派錢式扶貧，是走對了方向。但主觀願望是否能達成，還要看軟硬件的配套。
根據政府官員透露，新鴻基、長實、新世界及賽馬會已答應協助社會企業(社企)，在人才培訓、提供廉租住宅和商場、傳授營商知識方面提供協助。
但社企不是純綷的營商組織，亦不是一般社會服務，它們通過企業策略及商業運作，達至社會目標，其收益主要用於促進社區、弱勢社群及社企本身的發展及投資，它們重視社會價值而非最大的經濟利益。
要發展社企，單叫大財團幫忙未必具持續性，亦不容易在商業與社會目標之間取得平衡。譬如說，大財團今天以超優惠價租出物業予經營長者服務中心的社企，兩年後，大財團卻可能眼見有很大回報率的商機要收回物業，極可能導致該剛上軌道的社企倒閉，其帶出的社會問題將更多。政府應該對此制定政策減低這方面風險
在政府推動有效政策之餘，公民社會的參與在推動社企發展的重要性將不容忽視：參考外國個案，有專為社會企業融資的創業投資基金，他們向大財團籌募資金，招募義工，並訂立一定機制，包括甄選合適的社企的標準(如業務計畫書、財務預算)、提供過渡時期的監護人服務，讓獲投資的社企能自立，社企才可健康地持續發展。
小石(三十會)www.30SGroup.org

75%市民不了解社會企業

(星島) 08月 03日

(星島日報 報道)香港研究協會於上周二至本周一，用電話訪問約一千名十八歲以上的市民，有關社會企業的意見。有七成半的市民，表示對社會企業「了解不多」及「完全不了解」；表示對社會企業「頗了解」及「非常了解」的受訪市民，只有二成半。有六成四的市民指，當質素和價格相若的情況下，他們會選購社會企業的產品或服務。
　　當受訪者得知，社會企業追求的是社會目的，其盈利主要用來投資於企業本身或社會，有五成半的市民支持發展社會企業，反對的只有一成二。有六成的受訪市民，贊成政府制定優惠政制，推動社會企業；反對的有一成二。有四成半的市民，希望社會企業可以幫助低技術、低學歷人士。

張超雄﹕社會企業 公關扶貧？ ——看看英國與西班牙

(明報) 10月 09日


【明報專訊】近期社會企業就像「概念股」，成了特首的炒作題材，繼年初競逐連任時一度熱捧，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社企也將再度炒熱，正式上場成為特首「以工代賑」的主要扶貧策略，但具體細節仍待落實，實質成效甚至可行性均成疑問。究竟發展社企的目標是解決貧窮，還是長遠作為促進社區共融的手段，是政府必須釐清的課題。
事實上，現時本港社企只有200多家，共聘用了千多人。這個數字不論相對360萬的勞動人口，還是16萬的失業人口，都是九牛一毛。即使政府能將之「翻十番」，規模仍與扶貧目標相距甚遠。何脫離公共或私人資助而自負盈虧的社企大多艱苦經營，能長遠經營的更只有鳳毛麟角。將以就業培訓和輔助收入為本的社企，提升至解決貧富不均的層次，只會將社企置於尷尬位置，反而掩蓋社企的真正社會效益。
筆者與數位立法會 議員上月到訪西班牙 和英國 ，考察當地社企發展。兩國經驗或可從側面說明本港要發展社企，將會是困難重重。
在西班牙和英國，社企均有悠長歷史。在西班牙，社企規模非常龐大，由上世紀30年代的合作社運動催生，對抗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法西斯獨裁，是國家發展的重要部分。
西班牙社企僱員佔勞動人口25%
時至今天，西班牙社企所聘僱員已佔整體勞動人口25%，經濟產值相等於國民生產總值7%，其產生的社會效益更是無可比擬。其中蒙德拉貢（Mondragon）為世界規模最大的社企，聘用僱員逾8萬人，從事多元化業務，更自設教育中心，致力培訓社企人才。即使英國社企規模相對較小，但其佔國民生產總值仍達1%，聘用僱員達勞動人口的5%。
兩國發展社企能夠成功，政府充分投入和社會廣泛認同是必然因素。西班牙有所謂「社會經濟」（social economy）的概念，政府角色甚至明文載入憲法內。從這個概念出發，政府十分提倡非純市場的經濟活動，社企和其他資助計劃遍地開花，逾51%社企開業5年後仍相當活躍。
從西班牙政府對社企的支持，我們實際可以看出社會對於弱勢社群的重視，這正正是本港缺少的主要條件。立法會訪問團曾往探訪當地盲人機構，這所盲人機構擁有過千服務單位，同時經營數十個社企項目。其中經營彩票賣買的社企聘用大量視障人士，獲政府特許經營，城中大街小巷均設落注點，全部收益撥歸機構。由於收益龐大，機構有充裕資金提升服務之餘，更可投資其他生意項目，令社企長遠維持強大生命力。政府將「明賺」項目讓出，供由社福機構的社企經營，足以證明政府對當地社福機構信心十足，亦說明社會整體對弱勢社群的無限支持。
英國社企擁明確法律地位
在英國，社企擁有明確的法律地位。針對社企在借貸和稅務等方面的特殊困難，政府修訂《公司法》，社企被統一稱為「社會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另一方面，此舉方便政府建立機制，加強社企的問責性，確保社企貫徹社會目標。英國大部分社企均以競投政府合約維持，政府採購人員因而必須對社企清楚認識。為此，英國政府致力培訓人員敏感度，甚至與社企簽訂約章，確立兩者伙伴關係。政府合約更有「社會條款」（social clause），確保競投合約的企業能實踐社會責任。
兩國社企有相當發展，全賴政府對社企的態度認真，絕非「忽然熱中」。英國政府設有部長級的專門部門，處理社企相關政策，直屬內閣辦公廳；西班牙政府以同樣規格處理社企政策，透過建立社企與商界、工會和政府的溝通平台，不但釋除工會認為社企削弱工人力量的疑慮，同時亦化解商界誤解，不會認為社企與民爭利，反而願意持續為社企發展提供專業意見。
反觀本港，過去政府雖向社企提供種子基金，但政府部門對社企認識不多，造成政策自相矛盾。政策局重組後，社企由福利轉移至涉獵甚廣的民政事務範疇，可見政府對社企根本未有清晰定位，民政事務局 變相肩負「授魚不如授漁」的扶貧工作，亦顯得不倫不類。
社企經特首一番炒作，社會對社企充滿期望。但社企要發展至相當規模，方能發揮一定扶貧作用，期間過程必然漫長，政府亦不可能將自己定位為推動商界支持的純粹「促進者」，更應是切實的「參與者」。何別國根本不會以社企作為主要扶貧手段，因為要解決貧富不均，改革稅制和社會保障制度是必然出路。
作者是立法會議員（社會福利界）

長實新地籌辦社會企業

(明報) 10月 11日
明報專訊】施政報告亦提到，政府有意大力發展社會企業，邀請商界及非牟利團體一同開展計劃，並準備年底前召開社會企業高峰會。經政府初步接觸下，長江實業 、新鴻基地產 皆會參與社會企業計劃
曾蔭權表示，社會企業目標是使企業、非政府組織及個人找尋新的營業模式，增加就業，減少對綜援 的依賴。但他指香港的社會企業只屬初期，未到成熟期，其他社會到成熟期時，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更加強，他強調﹕「我們現在有條件做，所以我們應該要做。」
新地發言人表示，公司計劃與某間NGO合作，協助失業人士成立清潔公司，由新地旗下公司派出有經驗員工，教授清潔工種的技術，例如滅蟲、垃圾處理、垃圾回收等；另會與香港盲人輔導會合作，安排視障人士在新地旗下屋苑會所，向住戶提供按摩服務。
長實 則會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長實發言人指現與一個NGO合作籌備社會企業，在長實（包括和記黃埔 ）管理的酒店及屋苑會所，提供按摩服務，讓再培訓局的學員重投勞動市場。
新世界旗下新創建集團發言人則表示，公司正構思籌組社會企業，方向是為青少年提供就業機會。
基督教豐盛職業訓練中心董事紀治興強調，「社會企業不是做慈善，不能將它視為「庇護工場」。他指社企要自給自足，賺取利益才能有長遠發展。其中心在87年成立時資金僅400萬元，現時流動資金已達1000萬元，每年收入數百萬元。
“再培訓課程名額由每年10萬個，增至09/10年度20萬個”

政府研擴大社企範圍

(星島) 10月 03日

特首曾蔭權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將會大力推動社會企業，增加就業機會。政府早前委託港大就本地及海外社會企業作詳細研究，希望重新為本港近四百個自稱社會企業作一定位，設清晰定義以助制定相應政策。據了解，港府除了繼續透過現行機制資助社企的成立外，還打算擴大社企的定義，鼓勵私人機構聘用弱勢社群等，但這類機構不能分紅。獲評定為社企的機構，將會獲得褒獎。
　　民政事務局 在今年六月初舉行一場大型社會企業交流會，並將在十二月召開高峰會。配合社會企業的推動，當局在六月委託港大就社會企業進行一詳盡研究，由港大社會工作系副教授羅致光負責，今年十一月向民政事務局提交報告及建議。
　　四百社企有待認定
　　不過，現有逾四百個自稱為社會企業的項目，為數眾多，但社會企業定義有欠清晰，且未能推動商界積極參與，希望社會企業可重新定位，包括日後社企發展路、以地區為本的社企如何創造就業機會、政府協助營辦的角色等，港大早前已刊登廣告邀請本地社企接受問卷訪問，並已完成向外國社企「取經」。
　　羅致光證實，現正努力就社企現況、目標及營運困難展開研究，希望年底前完成詳細報告。港大社會行政學系教授梁祖彬稱以接觸數百個社企為目標，初步發現，社企不一定只由社福機構協辦，商界企業同樣可以，但須仔細研究。
　　商業機構盡社會責任
　　據了解，政府其中一個構想，是擴大社會企業範圍，當商業機構履行其社會責任，例如生產過程加強環保意識、推動公益、聘請弱勢社群等，若符合一系列推動社會良好意識及推動就業的原則，也可成為社會企業，獲得嘉許，但政府不會提供資助，這些機構亦不能分紅。至於政府現時透過「夥伴倡自強」、投資共享基金等資助社企成立的模式，則會繼續進行。
　　現時社會企業的定義，籠統地以非盈利團體經營一盤生意，以聘用及培訓弱勢社群為目標，任何收益及所賺利潤，均不會如企業般獲分發花紅，全部用於社會企業營運上。
　　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指出，社會企業不能解決目前在職貧窮問題，紓緩程度有限，政府曾鼓勵部門的小型採購合約可「幫襯」社會企業，至今未見曙光，社企亦面對鋪租昂貴致營運成本上升，政府現無政策協助紓緩。他期望港大協助釐清目前社福機構角色及社會企業目標。他建議政府效法外國為社企設註冊制度，讓社企獲優惠及豁免稅項等。
　　社聯：最大困難是貴租
　　社聯業務總監蔡海偉指，社聯轄下有超過二百間會員機構營辦社會企業，現無一個清晰、嚴格定義，主要靠申領政府短期資助啟動，現階段仍在摸索，大部分由社福機構協辦，商界企業營辦例子未見。
　　蔡海偉指，租金昂貴是社會企業面對的最大困難，因缺乏門市銷售點，多以屋商場短期租約、流動攤位形式經營。他希望，社會企業立下定義後，可給社企彈性發展空間，更希望政府牽頭推動多個部門、公營機構等，如房委會、醫管局 等以平價出租鋪位給真正的社會企業，協助社企持續下去。
　　記者：張一華

Boost for social enterprise aims

英文虎報 2007-02-02

District-based social enterprise geared toward fighting poverty is to be given a lift if Donald Tsang is re-elected chief executive.

Tsang's election platform also aims to revitalize the social welfare sector, with an emphasis on reviewing the sector's planning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y.

Under an action plan, entitled ``Building a New Hong Kong: Creating Quality Life Together,'' Tsang vowed to lead the ``Social Enterprise Summit on Fighting Poverty,'' which will outline an agenda for district-based social enterprises which will create mor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Private enterprises will be mobilized to provide voluntary legal,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 skills training to assist in the opera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s in several districts, such as Tin Shui Wai, Wong Tai Sin and Sham Shui Po, where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set to surge to 7 percent.
The government could also collaborate with businesses to help the unemployed find work and enhance social harmony by injecting new energy into social enterprises, Tsang said.

The chief executive reiterated that he will review the wage protection movement should the results of the scheme be unsatisfactory, and he is also prepared to introduce legislation on a minimum wage.

A social enterprise is defined as a profit-making entity that, besides providing goods and services, undertakes a social mission, such as helping dole recipients to be less reliant on the government, and boosting employment for the disabled.

Tsang said Britain's FRC Group - one of the best known social business groups in the country - is a good learning example for Hong Kong.

Legislator Frederick Fung Kin-ke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Democrac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welcomed the main goal of social enterprises, saying they provide a vital means of solving unemployment at the district level. But he warned they were not the ultimate solution for the widening poverty gap.

He suggested the next government provide low-interest loans for social enterprises to come up with an adequate amount of capital and cash flow.

Tax and rental discounts for operators at the government's vacant wet markets could also help these enterprises survive, he said.

Fung further suggested the next government outsource 10 percent of its contracts to social enterprises for a limited period to give them an initial boost.

Tsang also pledged to review social welfare planning, enhance the long-term welfar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mprove services to the disabled, single- parent families and the elderly.

He would also offer more resources to establish a Children's Development Fund to support children from low- income families.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Council of Social Service, Christine Fang Meng-sang, who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government's Social Welfare Advisory Committee, said that since the handover, the social welfare sector has been missing out on a long- term development plan, which has given rise to many problems.

``I hope his action plan can be more comprehensiv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Hong Kong's rapidly aging population. Areas like long-term care needs, health-care financing and income protection for the elderly should be looked into as a whole package,'' she said.

Helping the poor to help themselves

南華早報 SCMP 2007-03-25

For nearly 15 years, Danny Leung Hong-hei had plied his trade as a repairman across the housing estates of Kowloon. But, as the 20th century drew to a close and Hong Kong's construction boom turned to bust, sam hong work dried up completely.

Unemployed construction workers flooded the job market and Mr Leung was forced on to a benefit to support his wife and two young children. For five years, the family struggled to survive in their Shek Kip Mei apartment on HK$4,000 a month plus rent allowance.

I tried to find a job by asking friends to refer me, from previous employers, from newspapers and the labour exchange, he said. But it was very difficult and I had little chance of getting work. I had to do anything I could to earn a living and I tried to sell second-hand VCDs as a hawker in Ap Lui Street. I tried to buy them cheaply from one store and resell them for a small profit.
But the hawking didn't really come to much and, as the family fell deeper into poverty, Mr Leung resorted to borrowing cash from money lenders at a high rate of interest. Today, he is still struggling to pay off his debts but at least has regular full-time work with Sam Hong Workers' Mutual Aid Engineering company.

The firm is one of more than 180 social enterprises that have sprung up over recent years as Hong Kong turns to new business initiatives in an effort to beat unemployment and tackle pressing social needs. They are turning out products ranging from wheelchairs to eco-friendly soap and providing community-oriented services such as home-help for the elderly, recycling, school tuck shops and pest-control.

The Commission on Poverty, led by Financial Secretary Henry Tang Ying-yen, is promoting social enterprises as a key plank of its drive to alleviate poverty and develop people's self-reliance.

The catch-all term - borrowed from Britain - covers a variety of organisational models, including co-operatives, welfare companies and charitable trusts, that provide jobs for unemployed people.

For a business to qualify as a social enterprise, it must have objectives that are primarily social and its surpluses have to be mainly reinvested either in the business or in the community, rather than siphoned off as profits for shareholders and owners.

It is an idea whose time appears to have come.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Yam-kuen has pledged in his re-election platform to personally take charge of support for social enterprises in districts where unemployment rates are at least 2 percentage points above average.

But getting a social enterprise off the ground can be a really difficult task, as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 and even political parties - that have pioneered the new type of business organisation in Hong Kong can testify.

The sam hong company that is helping Mr Leung to get back on his feet was launched by the Association for Democrac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DPL) after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commissioned the party to set up a training programme for repairmen.

Association legislator Frederick Fung Kin-kee said that about half the repairmen who went through the programme gained building work qualifications but most still could not find a job. So the party had decided to step in and help create the work opportunities they needed. It set up the company in 2002 and used its political network to tout for business for the repairmen.
A team of unemployed repairmen was taken on and they quickly built up quite a good client network in Sham Shui Po but by the second year the turnover was only HK$500,000.

At the beginning the results were not very good, said Mr Fung. There were some traditional problems that we were facing. In the sam hong tradition in Hong Kong, you only get the money three months after you complete the job. This is all very well if you are a big company with lots of money - but we didn't have the money. And it is not only the salaries. You have to buy the materials and cover the running costs of the office.

We asked the government and we asked some corporate bodies for help but no one responded. So at the very beginning, we just borrowed the money - about HK$300,000 - from the ADPL.
A high-profile launch had been arranged for the company and afterwards there was a rush of orders for repair work - but they were all small jobs commissioned by party members, friends and associates.

The problem was that we only had one manager to check the projects - the price of the materials and so forth - and there were too many orders for one manager to deal with, said Mr Fung. It was a terrible situation because, even though we had the orders coming in and we had the workers available, we had to turn some of the work down. If the party had not been there to help, we would not have made it.

In the private sector we face competition from som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companies and successful workers. And the public sector is a key potential market for social enterprises. But we can't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because of the restrictions.

Mr Fung said that to get on to the housing department's bidding list, building companies had to put down a HK$1.5 million deposit, have at least five years' experience and have done business worth more than HK$10 million.

From the second year, the company began bidding for larger contracts that would bring more cash for less administration and it has now got on to the bidding lists of the Hong Kong Housing Society, Goodwell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As a result, annual turnover is up to HK$1.5 million.

NGO Stewards Ltd runs 17 social enterprises that have a combined turnover of HK$12 million and employ 83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more than 70 others. They include a mushroom farm, school tuck shops, a hospital convenience store, a landscape gardening business and a pot plant nursery.

Social service executive secretary Philip Chan Shiu-kan said it had tried to launch more than 20 businesses, but some had been overwhelmed by start-up problems. Projects had to be devised correctly so they met a real need, covered their costs and did not conflict with existing social enterprise and small businesses in the area. This required a high level of professional and managerial skill. The sam hong company is now set on bold plans to double its workforce and treble turnover within three years after winning HK$103 million last year through the Enhancing Self Reliance through District Partnerships programme, which provides start-up grants for projects that alleviate poverty and help disadvantaged communities.

The programme is one of several initiative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to support social enterprises. A total of HK$150 million is being pumped over the next five years into its sister project Enhancing Employment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hrough Small Enterprise.
The Commission on Poverty, which came up with the programmes, has also helped NGO umbrella organisation the Hong Kong Council for Social Service and several universities to jointly set up a training programme for social enterprise managers that is due to start in May.
And it is working with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Mentorship Association to develop a programme that will assign a volunteer business adviser to every social enterprise.
Changes to public procurement rules and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social enterprises are also under way. In April last yea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got the go-ahead to give special consideration in open tenders to businesses employing disabled people or bring in restrictive tenders for such firms.

And a trial is now under way for a bidding process for government contracts that will take account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have been retrained by the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that the tendering companies employ.

Stephen Cheung Yan-leung, chair professor of finance at City University and poverty commision member, said: This package of measures will provide the necessary support to enable more social enterprises to be successfully set up in Hong Kong.

These special initiatives will provid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jobless for a long time to get back on their feet and go back into the job market.

But social enterprise chiefs say tax incentives and interest-free loans are also needed to convert Mr Tsang's election promise into reality.

Earlier this month, leaders of more than 40 social enterprises attended the first of a series of consultative meetings being held by the social service council in the lead up to a government summit on the issue.

Christine Fang Meng-sang, chief executive of the social service council, said it supported the measures suggested at the meeting by representatives of enterprises including MentalCare Connect, Bright Service Company and Rehabilitation Alliance.

It takes tax incentives or recognition to encourage businesses to contract out services to social enterprises, work in partnership with them or even invest in them, she said.

The government could encourage the business sector by giving tax incentives to businesses that offer contracts or give rent discounts to the social enterprises.

It currently offers interest-free loans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they should also offer these loans to social enterprises. If the government really wants to make it work, these a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could consider.

Assurance on poverty fight as chief talks business

南華早報 2007-06-02

Financial Secretary Henry Tang Ying-yen believes the next administration will put its efforts into alleviating poverty despit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Poverty Commission.

Mr Tang, who heads the commission, was speaking yesterday as the chief executive rallied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 an approach to poverty alleviation he put forward in his re-election campaign.

The commission was set up by the administration under Tung Chee-hwa just over two years ago as pressure mounted for his government to do more to help the poor.

Wrapping up the last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Mr Tang would not yield to a request for the creation of a high-level body to take forward initiatives to address poverty. The move was proposed by Democratic Party vice-chairman Tik Chi-yuen, who said more than half the commission's 24 members backed him.

Mr Tang said: "Many members considered that, as the commission had made a good star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such work should be continued. I have expressed to them Mr Tsang's emphasis on the work and I believe [Hong Kong's] third post-handover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with the task."

At a symposium on social enterprises, the chief executive described them as a key initiative for tackling poverty.

Mr Tsang said a social enterprise was a business with primarily social objectives, most of whose profits were reinvested in the business or invested in the community in pursuance of those objectives. It was not driven by the need to maximise profit for shareholders and owners.

Such enterprises were a way to create jobs for people who found it hard to get work with other employers and to help the disadvantaged re-enter the job market, he sai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mmunity, the business sector and government was crucial to promoting their development, he said.

Hong Kong had about 200 social enterprises, which needed more support from the business sector, Mr Tsang said.

"Aside from financial support,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help them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like providing them with business instruction and training."

David Chiu, acting chief operations officer of the Salvation Army, which has been running social enterprises in Hong Kong since the 1960s, said high rents remained a problem.
"We are calling for property owners who have a strong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lease their places to us at lower rents," he said.

Social enterprises offer chance to beat poverty

南華早報 2007-06-02

The Commission on Poverty held its last meeting yesterday and, as of the end of the month, the body will be no more. The government has insisted that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mmission will in no way mean that it is keeping less of an eye on the least advantaged in society.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ether it will live up to its pledge.

So far, it is heartening that officials have said the right things.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Yam-kuen made poverty reduction a key plank of his election platform, in which he said "the widening wealth gap is a critical social problem in Hong Kong". He listed poverty, along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as issues high on his agenda, and promised to take charge of promoting initiatives aimed at alleviating poverty, such as setting up social enterprises in communities with high concentrations of low-income families to creat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His raising of the latter issue at a forum yesterday would seem to indicate that he means business. Given the scale of the problem, however, he has much work to do.

Hong Kong's ever-evolving work environment and ageing population means that some people are losing their jobs and lack the skills to find new ones. The situation has always been problematic for the disabled or those leaving school with poor marks. As there is no minimum wage, rising living costs can add to the stress.

A series of schemes has been set up by the government, but those formulated by the commission aimed at encouraging companies and non-governmental groups to establish social enterprises are where most impetus is being placed.

Many would argue that any business that does not put profit ahead of everything else is doomed to fail. To them, the notion that a socially responsible business goes out of its way to employ workers suffering from various disabilities or a lack of skills is simply preposterous. However, with the success of such ventures elsewhere, including Britain, there is good reason for optimism.

In Hong Kong, there are about 200 such enterprises, training and employing thousands of people in ventures including repair work, mushroom farming, landscape gardening, school canteens and convenience stores. Many are manned by a mix of disabled and able-bodied workers, who are all paid market rates for their labour. Though their margins are relatively low, what is important is that they are profitable and their workers do not have to depend on government handouts.

Admittedly, not every social enterprise succeeds.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may have the heart to help the weak and the poor, but they lack the business acumen to ensure the ventures' survival. This is where successful businessmen could chip in to make a contribution. Social enterprises that can tap their expertise are more likely to fly.

Until now, the focus of poverty relief efforts has been on providing welfare to the needy. While such assistance must continue, a far better way of helping the poor is to create suitabl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With our ever-widening wealth gap, the social welfare challenges of an ageing society and an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business environment, Hong Kong has a considerable task ahead in its fight against poverty and unemployment. Apart from attracting more companies and encouraging new ventures, social enterprises offer a viable solution.

Helping needy help themselves

南華早報 2007-06-23

The Commission on Poverty may have been disbanded but its mission to help the poor to help themselves is being carried on by academics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Steven Chen Kwun-man, a first-year student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s a member of a group of students that beat 68 teams to win the Hong Kong Social Enterprise Challenge last week. They tied with a team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r Chen's group proposed a business plan for a laundry service in Aberdeen that offered hand-washing alongside machine-washing.

"We will hire people from disadvantaged groups, such as non-skilled housewives and the disabled, for them to get a chance to work in a real-world environment," he said.

The competition, which originated from a contest at CUHK but was held for the first time among all universities in Hong Kong, encourages young people to develop an entrepreneurial spirit through achieving both business and social goals. Social enterprises refer to businesses operated both to raise revenue and to further a social mission.

Timothy Tam Yu-chuen, a member of an HKU team that proposed a catering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said: "When you set up a social enterprise, you have to consider the needs of different people. It's very meaningful."

Junnie Wong, a housewife living in Tung Chung who runs a beauty salon that was set up based on a proposal by CUHK students in previous years, said regular work boosted the self-image of housewives. The salon is not making a profit yet and now occupies a room in a local NGO.

Research centre for social enterprises takes shape at HKU

南華早報 2007-07-08

A centre to help launch and develop social enterprises is taking shape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eteran charity leader Raymond Yim Chun-man was given a room in the university's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Centre last month to conduct and co-ordinate research into social enterprises and provide help and advice for organisations trying to set them up in Hong Kong.

"As far as we know, it is the first home for research of this sort in Hong Kong," said centre director John Bacon-Shone. "It is not a formal centre in HKU at this stage, but we believe it has real potential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spin-offs do in science."

The Social Enterprise Incubation Centre helped to launch Greendesign, a graphic design shop employing three young people which opened last week at the Methodist Centre in Kwun Tong with funding from the government's Enhancing Self-Reliance Through District Partnerships programme.

The centre is acting as a consultant to three fledgling enterprises aiming to provide work for immigrant women from the mainland, the elderly and ex-prisoners. They are expected to open over the next year.

Mr Yim, who has registered for a PhD at HKU, is organising a forum on social enterprises at the university early next year and is hoping to attract exper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with leaders from Hong Kong's business and voluntary sectors.

He said he hoped to encourage other social science postgraduates to research the topic.

Social enterprises are businesses that provide work for unemployed people, meet social objectives and put profits into the business or the community rather than paying shareholders. They are a key plank of Chief Executive Donald Tsang Yam-kuen's anti-poverty policy.

In his election platform, he vowed to take charge of support for social enterprises in districts where unemployment rates are at least 2 percentage points above average. More than 180 have been set up in recent years, and Mr Tsang has predicted the new type of business could generate business equal to 0.5 per cent of the city'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ut Mr Yim, who is director of volunteer-run social-service provider the Methodist Centre in Wan Chai, said most so-called social enterprises were using government funding to set up projects that provided work for needy people, but were not functioning as viable businesses.

"I hope that the centre will be able to help some of these projects become commercially viable."

扶貧以人為本

.....
"香港人-政府以及一般市民-均一廂情願地以為經濟增長必然能夠解決貧窮問題，而香港這一處充滿活力的地方，更從來毋須為經濟增長的問題擔憂。"
" 當然，上述兩項假設均存在謬誤。早在八十年代中後期香港工業大規模北移，已令本地勞動市場承受不少壓力(如中年低學歷勞工的轉業和就業問題)。而當香港經濟轉型遇上種種困難，難以保持原來的增長時，各種潛伏已久的社會問題便陸續浮現了。"...........


作者: 呂大樂
刊載於《星島日報》 2004年12月1日

社會建設勝過派錢扶貧

....... "香港人相信機會上的平等，而不是均等分配的平均主義。所以，長期以來，香港人重視制度化(較具體地表現為清晰的「遊戲規則」、明確的秩序、有系統的安排和高透明度)，強調每人都有相同的機會爭取更好的生活。"
.....
" 他們接受在社區層面上投入更多社會資源，令一般經濟狀況的市民都可以有條件去提升個人的能力，給主動、積極、有上進心的普通民眾自我提升的機會。在很多香港人眼中，這不算是搞福利，而是搞社會建設。 "

作者: 呂大樂
刊載於《星島日報》 2005年2月2日

發展社會企業解決社會失業

信報財經新聞 2007-03-13 張仁良

香港的貧富收入差距正在日益擴大。雖然香港經濟已經走出低谷並逐漸復甦，股市也隨之走出低迷，但仍錄得百分之四點四的失業率。如何縮小社會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角逐連任特首的曾蔭權提出的扶貧政綱，提出要繼續推動社會企業，協助失業人士就業。筆者對社會企業的理念深表贊同，推動發展社會企業，將有助於緩解社會失業問題，有利於構建和諧社會。
　　本港經濟持續復甦，為什麼還會有百分之四點四的失業率？實際上，勞動力市場上存在供求不匹配問題，一邊是有人沒工作，一邊是有工沒人作。筆者看來，至少有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本港勞動密集型產業已在消失（甚至已經消失），社會需要的是高技能、高教育水平的人才，但與此同時，市場上仍存在大量低技能勞動力，從而導致失業。因為供過於求，他們在工資上缺少議價能力，即使經濟復甦，其工資仍只能在低水平徘徊，無法受惠經濟發展。這些失業人士多為教育水平偏低的中年男性。
　　第二，一些偏遠地區，可能未能提供足夠的工作職位，給本地區的低教育水平人士。這些人士若要就業，就需去市區上班，但要因此承擔高昂的交通費。這些提供給低技能人士的工作職位，收入本來偏低，再扣除昂貴的交通費用，已經所剩無幾，薪酬水平更顯得不吸引。這可能導致住在偏遠地區的低技能人士，寧願失業不工作，也不到市區工作。
在地區層面解決問題
　　如何解決這些低技能人士的就業問題？筆者認為，應採用以地區層面為主的方法，也就是說，盡力在地區層面上創造出更多就業機會。因為，最了解一個地區的，是這個地區自己，這個地區最清楚它的市場需求在哪裏。
　　如何在地區層面上創造就業機會呢？筆者認為，可鼓勵地區發展社會企業，解決本地區的社會就業問題。雖然政府在解決失業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但真正創造就業機會的主要驅動力，還是私營部門，也就是企業。同樣的，在發展社會企業時，不能僅僅依靠政府的資助，而應依賴於政府、企業和非政府機構之間的多方合作和努力，同時，社會企業的發展，反過來又會促進這種合作夥伴關係，形成良性循環。
　　社會企業與一般的企業不同，它有雙重目標：創造利潤持續經營的經濟目標和創造工作崗位的社會目標。社會企業對於長期失業的人士來說格外重要，他們可以以此作為跳板，重返勞工市場。雖然這個創意聽起來不錯，但知易行難。
　　首先是，如何轉變非政府機構的觀念？他們長期以來專注於提供服務，而不是商業化經營。其次，私營企業精於經商之道，本港富豪雲集，他們中的好心者，多通過慷慨捐贈回饋社會，而不是花時間來指導非政府機構進行商業運作。
倡導企業社會責任
　　讓非政府機構和私營企業與政府達成夥伴合作關係，共同促進社會企業，似乎頗有難度。筆者覺得，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將有助於促成和實現這種三者的合作關係。在成熟的發達市場，企業社會責任並不是一個新的概念。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應不僅僅以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還應考慮對社會其他利益團體需承擔的責任，比如社會公眾、政府、員工等。香港應鼓勵企業更注重企業社會責任，捐贈應不僅僅局限於金錢的範疇，更是付出時間和努力，企業慷慨捐款固然值得讚揚，但如果他們能花一些時間和精力，為社會承擔更多的責任，比如發展社會企業，善莫大焉。
　　政府和非政府機構，應考慮制定類似的投資政策，將富餘的現金投資於這些社會責任感強的企業。另外，政府亦可通過相關的激勵政策（比如稅收優惠、公開評選活動）等，對主動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進行獎勵。
　　通過政府、非政府機構和私營企業之間的合作，扶助社會企業發展，將是解決本港失業問題的重要出路，這亦將有利於縮小社會貧困差距，構建和諧社會。
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講座教授

解開社會企業的迷思與難局

信報財經新聞 2007-04-11 何順文李元莎

自從財政司唐英年帶領的扶貧委員會提出「社會企業」的方案，加上曾蔭權在連任特首選舉政綱內一再提及，將積極推動社會企業以幫助不幸的社群，令社會企業這一概念或詞語突然在香港流行起來。
　　但很可惜，政府及非牟利自願團體（下稱團體）從來沒有清楚解釋或界定什麼是社會企業，及其與商業組織或慈善商店有何不同。雖然近年很多社區團體扮演社會創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s）紛紛創業，但對很多大眾市民來說，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仍然是一個陌生的名詞，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甚至誤解和混亂，也妨礙了社會企業在本港的發展。
　　事實上，社會企業在西方社會已有近百年的歷史。雖然社會企業沒有共識的定義，但其重要特徵就是社會目標與商界創業精神的結合。簡單而言，社會企業（或簡稱「社企」）就是指能達致某一社會價值或目標（如服務單獨老人、幫助單親家庭父母、為傷殘或弱智人士提供就業等），並能夠自負盈虧甚至盈利的一門生意。與一般牟利企業不同，社企有兩個表現指標（double bottom-lines）：財務性及社會性，缺一不可（有學者加上環境性為第三指標）。社企從交易活動所產生的盈餘，將留存有關企業作發展，或用以投放於其他社會用途；而社企也可以透過其本身活動運作（如僱用殘疾人士）來達致社會目標。
　　社企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和經濟風險，並重受活動影響的人士之參與。雖然社企的種類和模式頗多，但其活動可綜合為三大類型：培訓與安置失業人士、為人服務，以及開發被忽略的地區。在西方，社企被視為界乎私有和公有之間的經濟體系，又稱為第三產業或社會經濟。政府對社企的理解狹窄
　　曾蔭權認為發展社會企業能促使商界、團體及失業人士合作，達致惠及社群的目標。在特首眼中，社會企業的目的就是扶貧和創造就業，似乎忽略了其他的社會需要。
　　曾蔭權亦指出政府能為社會企業提供較佳營商環境和支援措施，包括提供種子基金、低價批地及稅務寬減等。在香港，大部分現存社企都是由非牟利團體經營，起步資金主要來自政府民政事務署的「夥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社會福利署的「創業展才能」計劃和扶貧委員會的種子基金，但普偏缺乏商界參與。社企也是一門生意，政府當局必須保持公平競爭，不應作過分補貼、資助或保護。
　　更重要的是社企不必重複現有的行業作不必要的競爭，而是鼓勵創意和創業精神，創發老人救命鐘就是成功一例。但現在的社企主要是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而較忽視創新元素。例如開辦餐廳主要僱用殘疾人士、開設零售商店聘用弱智人士，訓練盲人作按摩師，或由失業三行工人組成互助工程公司。這些都是主要為弱勢人士提供踏腳石，幫助他們重投社會和公開就業市場，甚至自行創業。
大部分社企三年內結業
　　目前英國來自社會企業的產值，佔當地生產總值達百分之一，而香港社會企業的經濟總值微不足道，仍屬剛起步階段。一如外地，社企在香港發展路上遇到不少困難。
　　事實上，創業難、守業更難、創守社企就最難。很多人誤以為開辦社企較容易，顧客會因為商店的崇高社會目標而多光顧。但研究證明只當產品質量、服務和價錢相若，顧客才會理會或支持商戶的社會目標。例如便利店的顧客服務欠佳或裝修工程公司手工差，就算最有社會理想的顧客都會避之則吉。有些人甚致對僱用殘疾人士的商店存有偏見，覺得他們的產品或服務質量較差。另外也有些人以為開辦社企資金較低而事實相反，例如獲免費或低廉舖租但地處偏僻和欠缺人流，隱藏成本高最終令社企得不償失。有些社企只籌獲足夠開頭資本，但卻忽視了未來的營運成本需要。據外國經驗，社企如要生存，至少一半的收入要來自營運活動（其餘可來自團體補貼或贊助），因此自願團體經常性的籌款活動不可中斷。
　　根據外國資料顯示，絕大部分的社企在三年內結業。原因是社企本質上是商業機構，須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但往往因缺乏優勢和有效管理令社企逐漸失去競爭能力。很多這類社企的管理人都是社工出身，沒有營商管理知識或經驗，特別在市場推廣、成本控制和質量控制方面。有些社企創辦人誤以為不必理會賺錢多與否，只要生意能生存及達到某些社會功能就已足夠；但事實是社企的社會價值只是衡量他們是否成功的多項指標之一。
　　相反地，社企只賺錢是不足夠的，還要衡量其社會價值，例如顧用殘疾人士兩年後，究竟有多少人仍留任、員工平均月薪的增幅，以及員工減少倚賴公共福利和服務的程度。很多社會創業家往往未能平衝商業目標與社會目標；因此有關自願機構應改變其思維和態度，努力學習營商管理之道。
　　另一個問題就是缺乏商界的參與。理論上，商界可以下列一個或多個途徑參與，成為社會創業家以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一、注資成立、擁有及自行管理社企。
　　二、直接注資或設立社企發展基金，協助自願團體成立及管理社企。
　　三、將公司外判業務如清潔和保安交由社企負責。
　　四、提供管理諮詢及培訓服務給社企領導與員工。
　　因社企往往與企業的策略和核心業務不符，筆者一般不贊成企業擁有及自行管理社企。實際上，很多大企業不懂社企理念，只願意每年作慷慨慈善捐贈，而不欲花精神時間打理或指導團體社企從事商業營運活動；但近年因盛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這有助吸引企業參與以上的合作關係。
官商社民合作推社企發展
　　在發展社企時，不能單靠政府的資助。如獲官、商、自願團體和弱勢社群的多方合作努力，社企的發展空間和潛力機會將較大。特首多次強調動員官商民三方合作，更點名要求大財團領袖協助推動社企發展，並準備在Ｏ七年中召開「社企高峰會」。扶貧委員會將鼓勵商界在三個層面推動社企，包括「師友計劃」，協助培訓管理人才（類似Ｏ六年開始社聯和商界的合作計劃）；由商界及銀行提供資金，成立仿效英國的「慈善銀行」，以低息貸款給有志成立社企的單位；為全新的「社會公益公司」立法，即以非慈善性質的公司形式進行商業活動，而且可向個別股東派發股息，藉此吸引商界成立社企。筆者對前兩項方案表示支持，但對最後一項則表保留，因派息做法可能違反了社企的原來精神。
　　由於很多非牟利團體缺乏知名度、網絡和公關資源，較難直接要求商界伸出援手，因此政府要扮演一積極中界角色，向商界推介社企，促成配對工作。另外，政府可統籌商界在地區發展社企以解決地區的就業和其他社會問題。
　　在香港社企仍在起步學習階段，各持份者也在學習中，從而找到一個最適合香港的社企管治模式。社企的健康發展，也有利香港構建一個和諧社會。
何順文?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兼教授
李元莎?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社企重點出擊 成敗還看政府！

信報財經新聞 2007-04-26 魯姜

政府高調推行社會企業，更欲借助透過扶貧委員會進一步發展社企，以協助弱勢社群重投勞動市場。不過推行了幾年，成效強差人意，連政府自己也承認，公眾對社會企業的認識仍然很少。
　　上周中大有學者就其中的成敗關鍵作了詳細分析，是迄今少數具參考價值的文章之一，政府主其事的官員若要社企概念成功推行，非要向其取經參考不可。
　　政府一向標榜長者安居服務協會（簡稱「長協」），許之為社企成功的例子。作為研究對象，長者安居服務協會值得研究的地方確實不少，信筆拈來，已有下列六項：
　　一、長者安居服務協會成立足有十年，最為公眾所熟悉的產品和服務是「平安鐘一線通」，其出現皆因當年政府為了回應寒流襲港引致過百名被忽視的獨居長者猝逝之慘劇，在公眾輿論壓力之下，有關部門被迫必須在短期內做出實質行動來照顧獨居長者，一些熱心人士及社工遂趁機成立長協，並促使政府向之購買服務，「平安鐘」因此盡得天時之利而一鳴驚人，開拓了獨居長者的市場需要。
政府「養大」長協
　　長協市場之能成功開拓，主要時機其實是由政府一手造就而成。事實上類似平安鐘的服務早已有之，但一向只是保安公司的雞肋，在政府被迫要向市場購買有關服務之前，這個市場並沒有發展潛力。
　　二、除了政府在一起步便成為其固定長期大客戶，使長協收入來源有保障之外，由於董事局成員不少來自社福機構，不少老人客戶遂可由社福機構轉介，加上其銷售模式與常規市場截然不同，例如房署便採取一次過付款購買終身服務的形式，使長協獲得一筆大額收入作起動費，以解決現金不足問題；而社署則以月費形式購買服務，細水長流源源不絕，使其得以應付長期營運經費。
　　收入一起步便有了保障，業務健康地發展，到成長後有餘力可以出外競爭時，長協才開始發展更大的私人市場和賺取更多的利潤。不過，據悉至今其客源主打似乎仍是來自政府，私人市場的收入仍只是錦上添花或飯後甜品而已。
　　此外，因其份屬慈善機構，每年可以繼續勸捐及找尋贊助，成為另一經常性收入來源，加上部分轉介的長者屬慈善性質，由該會免費提供終身服務，善款不絕而來，令其社會任務得以持續推行。
　　三、長者安居服務協會一直以「非牟利慈善社會服務團體」為定位，由始至今致力營造慈善機構形象，成功地獲得公眾認同，招攬了龐大的義工隊伍，獲得大量義務勞動力，以降低人力資源成本，即使協會本身有聘任受薪員工，但其目的並非為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必須講求成效及工作表現，所以不會因此而增重營運成本。
　　四、由始至今，長協都幸運地覓得有心人出任董事及營運者，長協的總幹事為專業社工，出身非政府機構，是個深具商業頭腦的管理人員，他深諳財來有方之道，樂意與商界合作，明白商界運作原則，不少曾與他合作的團體都盛讚他能同時成功顧全商業利益與慈善形象的平衡，滿足各方夥伴所需，因此過去所推出的「商業」計劃，事半功倍。
　　五、長協初期以盡其在我、不計成敗的弱者形象出現，即使所提供的服務不能與當時的常規市場企業相比，但用家卻樂意接納，不會將之相提並論。長協接受房署「一次付款、終身享用」的條件，更足以令所有同期的業界競爭者卻步，因為沒有人肯做這樣無了期的蝕本生意。利用其弱點優勢贏得市場，長協是經典之作，後來其非牟利的形象及經營宗旨已深入民心，使其他營商者更無心與之競爭，遂索性將市場雙手拱讓，不再介入這門無利可圖的生意。
始創軟硬件組合服務
　　六、長協的平安鐘服務，既有硬件亦有軟件，硬件是直接連繫傳呼中心的先進電話系統，軟件是除了接線生外，還有不時撥電話問候長者的義工，以及每逢佳節造訪獨居老人的親善大使。這個軟硬件服務組合，令不論商營或公營機構都無法與之相比，更遑論是競爭，提供這類看似簡單的呼叫服務，必需在最短時間內達到最大經濟效益的臨界點 (critical mass)，才容易生存及經營下去，否則極易流血不止，又或是引來仿傚者眾，令市場容易變得四分五裂，令任何一家經營者都無法堅持下去。
　　軟硬件組合的出現，令服務必須兩者兼備才為市場接受，長協是服務標準的始創者，日後即使有人大膽挑戰市場，由於長協已有 critical mass，迎戰自然更易，更可領導服務潮流，不斷拓展市場需要，以便增加客源及收入。
　　長者安居服務協會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所以有幸能夠存活至今天，而且累積了千萬元盈餘。試想倘若有朝失去了政府這個長期大客戶，相信長協也會像其他小型社企一樣，最多也只能見日過日，絕對再談不上什麼持續發展！
　　政府高調叫其他社企仿傚長者安居服務協會，首先得要給予他們相同的資助條件，才可以再談其他。不過，長協再成功也好，還未能滿足政府推行社企是為了創造就業機會及扶貧的期盼。
　　翻開有關文獻，即發覺政府對社企的期望多到不切實際，包括滿足社會需要、創造就業機會、促進員工發展、建立社會資本、推動可持續發展，收益主要用於促進社區、弱勢社群及社會企業本身的發展及投資，重視社會價值而非個人經濟利益等等。
　　其實若要社企有足夠的存在空間和價值，政府只應定下單一目標，扶貧就是扶貧，即使動用公帑津貼補助也在所不惜，因為一旦有了工作，貧民以及弱勢社群的自我感覺良好，信心開始恢復，社會自然得益，政府可別寄望社企有朝一日能夠完全自給自足自食其力，否則崇高目標永遠將難以達到。況且讓弱勢社群或中年非技術工人透過社企得以發揮其工作動機及能力，總比讓他們坐在家中乾領綜援好得多。政府未幫助社企成功上馬打穩陣腳，便已期望他們可以自力更生，這樣做是否合理？誰人也會知道不易為。
扶助社企不能見好即收
　　社企一直未為公眾認識，因為公眾不知道支持社企的原因及動機，更不知如何看待社企。如果視之與商營機構無異（這是政府的如意算盤及最終目的），消費者自然有權要求社企提供與市場同樣甚至更物有所值的服務；但這可會是社企勝任的要求？如果只視之為出於善心的支持，政府便得要身先士卒以為典範，給予足夠的資助，使其能繼續經營下去。否則，為什麼公眾要有樣學樣支持社企，甚至要代政府承擔日後所有的包袱？
　　不論是政府或商界，必須不斷給予社企消費客源、人力資源及財政資源，三者可以任擇其一、二或三，而非見好即收，任其自生自滅。長者安居服務協會的成功例子，說明了透過政府、商界、志願團體和熱心人的合力，可以開拓獨居長者市場，以合理價錢提供軟硬件合體服務，這是私人企業及純市場主導環境所做不到的；但其他社會企業的存在價值及空間可能不是這樣，而是照顧弱勢社群、製造貧民就業機會，或是另有其他目的，他們因此而需要的支持自然不會一樣，須倚賴公眾團體及熱心人士代為定出和付諸行動。
　　這種深入的探討、研究和決定過程，才是製造成功社企的起步點，如果不先把這些問題、需要及定位爬梳理順，社企根本不會興起，即使有亦僅會是曇花一現。

馮檢基：毋須憂社企爭利

星島日報 2007-05-10

行政長官曾蔭權承諾未來重發展社會企業，已開拓社企三年的民協，主席馮檢基說至今民協社會服務中心已虧蝕四十多萬元，認為政府不應該太憂慮民企與商界競爭，民企有錢賺，商界才會蜂擁而來，希望最終能做到「人力有價」。他正計畫向政府申請，與業界合作推動臨時演員社企。
根據民協社會服務中心年報資料，在○五年該中心取得約十三萬元的盈餘，不過，在○六年便出現五萬多元赤字。馮檢基昨日表示，發展社企三年，至今仍虧蝕約四十多萬元。他認為，只要社企賺錢，商界便會爭相參與，政府毋須擔心社企會與商界有競爭。
民社三年蝕四十餘萬
他舉例，最初商界對救命鐘計畫並不熱忱，及至不少社會機構和團體都參與救命鐘計畫，變成賺錢項目。他又建議把政府要清潔的街道外判給社企。現時正在私人公司商討合組清潔公司社企的馮檢基說，希望該私人公司的管理層能分一半時間為社企進行管理工作，由於仍在商討，稍後才會公布詳情。
馮檢基說，發展社企目標，希望做到「人力有價」，員工可以與公司分紅，甚至分到股份成為老闆。
他稍後將到英國和西班牙實地考察當地社企發展，因為西班牙社企佔本地生產總值四分之一。本報記者

社會企業的扶貧策略─成功因素分析及香港核心價值更新

信報財經新聞 2007-05-11 王卓祺

曾蔭權的政綱提出以新思維解決貧富懸殊問題，而以社會企業協助弱勢社群，就是解決貧富懸殊問題新思維的措施。本文的問題是：這何新之有，又是否有效？
　　社會企業是指同時以賺錢及具備社會目的的企業，兩項元素均不可缺。因此，傳統的工作福利（workfare），如殘疾人士工作的庇護工場（有社會含意，但不以賺錢為目的）便不算社會企業。如聘請殘疾人士（社會目的），但分配利潤予股東的企業亦不算社會企業。
社企可否扶貧？
　　2001年成立，目的是幫助非政府機構開設小型企業，聘請殘疾人士的創業基金（政府注資五千萬元），只創造五百八十個職位。另外，民政事務總署（注資一億五千萬元）的「夥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自去年成立至今，亦不過創造七百五十個職位。從這些數字來看，社會企業扶貧是否一個可以完成的目標呢？
　　創業是「九死一生」的講法並不為過。尤其在香港這個高度競爭的經濟體系，由不熟悉生意運作的非政府機構開辦企業，聘請競爭力弱勢人士任職，難度更高。但據扶貧委員會透露，英國辦社會企業十分成功，創造了1％的國民生產總值。社會企業是可以成功的，但要視乎細節問題，尤其看政府協助社會企業發展的措施。
　　如果我們把社會企業分為兩個大類，一類是有創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人士成立的社會企業，有能力在公開市場競爭；而另一類則基於政策優惠而有生存空間的，尤指非政府機構成立的。
　　扶貧委員會的資料介紹了英國成功的一個家居照顧社會企業（Sunderland Home Care Associates, UK），由七位自稱「小女士」 （Little Women）在上一世紀七十年代成立的合作社轉型而來，有一百七十五僱員，營業額約一百七十五萬英鎊。
政府提供政策優惠
　　另一家則由英國勞斯萊斯一位前總裁任信託主席、名為Furniture Resource Centre Limited 的集團公司，是做傢俬循環再用。其轄下一間名為Bulky Bob的公司，2002年的營業額有六十二萬英鎊。
　　從兩間成功的社會企業簡單背景來看，創業精神應該是最重要的元素。但要求社會企業負責人要有承擔外，還有商業觸覺及營運生意的能力，這些不是一般非政府機構，即傳統上稱之為福利機構的專長。
　　據悉，扶貧委員會目前的工作是考慮建立有利社會企業發展的營商環境，尤其在法例及稅務上如何支援社會企業；它還有種子基金（即創業基金）、培訓及Mentorship等構思。這些措施都有利社會企業發展。
　　但究竟社會企業負責人能否有商業觸覺；而有商業觸覺並有創業精神之士，願意為社會企業賺錢，而不為自己賺錢，也是十分吊詭的意念！因此，在公開市場拚搏的社會企業有一個合適的社會土壤是一項長期任務，英國的二個例子既有心，又有創業精神，但若要在曾蔭權第二屆任期內做出成績，並不容易。
　　若短期內有扶貧效果，應該發展基於政策優惠，並不完全是公開市場競爭的第二類社會企業。這是基於現在已有不少非政府機構有工作福利的經驗，如洗衣、送飯、家居護理，以至經營7.11式的小商店等。若有政策優惠，使之較大規模及迅速發展起來，例如政府及公營機構的採購政策向社會企業傾斜：標書加入社會元素作為競投條件及將合約拆細等構思。據悉，政府只要在程式上做到公開、公平，便符合市場公平競爭的原則。因為政府及公營機構有權界定向外購買服務的條件。加入社會元素，使社會企業較有機會得到政府及公營機構的合約。另外，政府建築物及公眾場所內亦可考慮予社會企業優先租用及租金優惠，類似7.11的小商店便可大規模聘請殘疾人士、中年失業人士、單親婦女等工作。
福利資本主義
　　推行向社會企業傾斜的政策是有代價的：一些中小企業因此得不到政府的合約，而政府合約亦不一定是「價低者得」。但好處是：第一，社會企業同時以社會元素作為主導性運作目的及原則。這是香港社會核心價值微小，但微妙的變化，影響正面而且深遠。這表示政府倡議以較文明的原則營運經濟，不以最有經濟效益但極差社會效果的做法。
　　經驗告訴我們，所謂公平競爭的外判合約制度，往往是體驗資本主義最醜惡的一面：工人的工資連基本生活亦不能滿足，要靠公共福利補貼，這根本是赤裸裸的剝削。第二，政府及社會人士亦要明白，這不過是一個扶助弱勢社群形式的改變。就算沒有社會企業，香港社會亦會以（工作）福利幫助弱勢社群。即是說，沒有社會企業，這些競爭弱的人士可能只是依賴政府為生。
　　社會企業的壯大、發展，是更新香港的資本主義核心價值，使之多一點文明，少一點醜惡剝削內涵。基於這個理解，向社會企業傾斜的政策可以稱之為福利資本主義（welfare capitalism）。總的來說，曾蔭權提出以社會企業扶貧的策略是否有效，視乎政策細節而定。若以上述的措施推行，它的創新在於將香港的資本主義體系注入文明元素，亦符合社會和諧的發展方向。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特首籲社企避免競爭 社福機構指避無可避

【明報專訊】首次社會企業交流會昨日舉行，特首曾蔭權致辭時表明，社會企業應提供市場上缺乏的服務，避免與中小企爭生意，但有社福機構指出，社會企業在實際營運時，有必要進駐人流暢旺的地區做生意，才能持續發展，難免與中小企爭生意。
社企交流會80 社企代表出席
政府上月公布3 司12 局的架構重組建議，由民政事務局負責推動社會企業，當局昨日首次舉辦「社會企業交流會」，吸引逾80 所社企代表出席。曾蔭權致辭時說，社會企業要同時兼顧商業和社會目的，必須不斷創新，尋找市場空間，強調「提供社會或某些群體所需要但又往往缺乏的服務，避免對中小企構成不公平競爭」。他鼓勵社會企業要發揮創意，尋找市場定位，並促請商界為社會企業提供商業意見、訓練和支援，彌補他們在商業上的不足。
現時全港有超過200 家社會企業，主要提供清潔、家居照顧、餐飲和回收等服務，並聘用殘疾及低收入人士，扶助弱勢社群就業。以救世軍為例，自60 年代開始舊衣物回收服務，至今已成立14 間二手家品店，出售回收得來的衣物和用品，以籌集款項作慈善用途，並達到環保目的。
救世軍循環再用計劃署理總營運主任趙錦超表示，旗下的二手家品店遍及港、九、新界，包括旺角、赤柱和天后等鬧市。趙解釋，雖然鬧市舖位租金昂貴，但家品店必須進駐人流暢旺的地區才具競爭力，吸引足夠生意。趙說，政府強調社會企業不應與中小企爭生意，但實際上部分社企需要吸納人流，難免與中小企爭生意。
另外，不少代表在交流會上慨嘆，商界對社會企業認識不足，例如商場以為社會企業有政府墊底，向他們收取市值貴租。代表促請政府為社會企業提供租金優惠，並呼籲商界提供租金回贈。

2007-06-02

拓展社企應進取又務實

信報財經新聞 2007-05-10 周永新

筆者上周談到社會企業，強調社會企業的存在目的是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所以創造出來的職位是大量或少量並不是問題的關鍵；如果目的在於職位的數目，筆者說過，只要政府加快基建便會有更佳效果。
　　此外，一些人認為，社會企業的目的既要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難免與一般福利服務混淆；誠然，社會企業的服務對象多是有特別需要人士，如使用「平安鐘計劃」的長者多得到社署資助。不過，社會企業若真要發揮作用，應以一般市民為對象，所以「長者安居服務協會」近日正努力開拓市場，增加服務種類，試圖擺脫福利機構形象之餘，更可把政府間接提供的資助減至最低。
　　筆者認為，社會企業要在香港發揚光大，必須與福利機構劃清界線。無可否認，現在市民認識的社會企業，絕大多數由非政府機構創辦，如上周提到神託會的「大茶壺」、東華三院的「創毅蔬果加工及批發服務」，主理其事的多是社工，怪不得外間人士看來，總覺社會企業與福利機構差異不大。
社企不同福利機構
　　筆者曾有這樣的經驗：醫管局轄下醫院的小賣部，不少由福利機構以社會企業形式經營，病人家屬在購物時，當得知經營者是福利機構，多認為價錢太貴，因在印象中，福利機構不應牟利，更應有補貼。
　　不過，社會企業絕對不是福利機構；如果只是提供福利服務，就由福利機構去辦好了！政府也應按市民的需要給予補助。因此，政府在推動社會企業時，應積極邀請私人企業參與，否則社會企業皆由福利機構營辦，市民就很難明白社會企業所做的與現行福利機構提供的服務有什麼分別。
　　筆者也明白，社會企業既要為弱勢社群創造職位，福利機構在營辦社會企業方面確實有優勢，社工也較能掌握弱勢社群的需要及如何與他們溝通。折衷的解決辦法是，私人經營的社會企業也聘請一兩位社工，由他們提供協助及負責人事管理，而福利機構在營辦社會企業時，也應另外成立公司，務求洗脫一貫的福利形象，令使用服務的消費者一新耳目，也不要老想自己仍在接受福利。
　　對於社會企業，市民（包括福利機構人士）還有一種看法，認為只要企業不牟利、賺錢也不把利潤放入私人口袋裏、經營方法多點商業味道，也就是社會企業了。社會企業是否就是這麼簡單？
目標服務弱勢社群
　　未解答以上問題，先來看幾個外國的成功例子。談起社會企業，很多人都想起去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在家鄉孟加拉創立的鄉村銀行；鄉村銀行以三十美元的小額貸款，借給貧窮的鄉鎮居民添購生產工具，讓他們成為自僱人士。資料顯示，自鄉村銀行於一九八三年成立以來，有百分之五十八貸款者成功脫貧。
　　小額貸款協助貧民自力更生的做法並不新鮮，筆者翻查香港戰後的福利歷史，發覺當時不少有外國捐款的志願機構都設有小額借貸，讓一些有工作能力的失業人士做些小買賣，或購買生財工具重拾故業。這是另一種形式的社會企業，不是直接的為弱勢社群創造職位，而是提供資本令他們重新有收入，或提高他們的賺錢能力；不過，無論採用什麼方法，得益的都是弱勢社群。
　　另外可以一提的，是英國的「家具資源中心集團」（FRC Group），這個集團於一九八八年成立，總部設於利物浦，主要業務是收集可循環再用的舊傢俬，還兼營廢物回收、搬屋、裝修等。以業務性質而言，集團與其他私營的廢物回收公司並沒有分別，但所以能夠成為社會企業代表，除利潤不分發股東外、最主要員工中不少是失業人士、更生者和傷殘人士，而修復後的舊傢俬，也以低價轉售給低收入家庭。此外，英國還有專門為主婦提供兼職的社會企業，日本也有社會企業組織年輕失業者為長者提供個人照顧。
　　以社會企業形式協助弱勢社群，提高他們的自助能力（以今天的術語是建立「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在香港是否有前途？正如五月四日《信報》社評說的，香港是高度發展的商業城市，如果有錢賺的，商人怎不早先機？因此，在香港發展社會企業，空間實在有限，主要還是看是否有市場。
　　筆者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曾當觀塘一間福利機構的委員；這所福利機構設有工藝部，讓調景嶺的難民做些手工藝，如錦盒、刺繡等在美國友好機構售賣，初時也很好生意。八十年代中國開放，工藝品充斥美國市場，香港這所福利機構的工藝部也要關門了。
　　福利企業面對的就是這樣殘酷的商業競爭─沒有市場，就沒有生存的機會！政府提供的協助，包括管理人才訓練、開辦時的營運資金、採購合約中標明社企有優先等，皆可令社會企業不至連開辦的機會也沒有，但要持續下去，成為協助弱勢社群的長久力量，看來要做的還有很多。
無助縮窄貧富差距
　　最後要提的是有些報道，政府希望透過社會企業來縮窄貧富差距；我聽了以後，心中不期然說：是不是開玩笑？貧富懸殊是指收入不均，失業人士或其他弱勢社群就是找到工作，收入怎會對縮窄貧富差距有幫助？理由十分簡單：一來社會企業創造的職位不會多，大學同事羅致光曾說不會多過一萬個；二來社會企業提供的職位薪金不會高，受聘者可自力更生已十分難得。
　　筆者一連兩篇談社會企業，好像是潑冷水，目的其實是避免社會人士對社會企業有不切實際的期望；特首不是說政府施政進取之餘、還是務實嗎？

創造大量就業機會非社企目的

信報財經新聞 2007-05-03 周永新

扶貧委員會於二○○五年初成立，最初一年的工作，主要是討論如何界定貧窮，因那時有不少聲音要求政府訂立「貧窮線」，連立法會議員也問：沒有「貧窮線」，怎知香港有多少窮人？「貧窮線」的爭議拖了很長一段時間，政府也認真的做些統計，最後結論是香港有一百零三萬市民生活在綜援水平之間，也算是香港的窮人。
　　「貧窮線」的爭議平息後，扶貧委員會才有機會轉去研究一些切實的扶貧措施，其中一項就是近幾個月來討論較多的社會企業了。社會企業是什麼？筆者以前說過，如果在街上找十個市民，問他們知否什麼是社會企業，相信有九個不但沒法提供答案，可能連聽也未聽過；換言之，對普羅大眾來說，社會企業是陌生的名詞，不要說其中的涵意了！
特首揭櫫社企議題
　　這樣，社會企業為什麼一下子熱炒起來？看來有賴曾蔭權所賜。曾蔭權競選特首時在政綱中說：「我在未來五年會全力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動員官、商、民三方合作，在社區層面直接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曾蔭權競選時更答允，連任後盡快召開社會企業高峰會，召集商界、志願團體及失業人士，共同探討解決高失業地區的具體方法。曾蔭權此言一出，社會各方人等自然有所回應。
　　筆者對社會企業並沒有既定立場—不寄予厚望，也不否定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不過，筆者發覺自曾蔭權在政綱中提到社會企業，有關討論十分混亂，甚至令筆者對什麼是社會企業也糊塗起來。首先，社會企業能否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又應否以創造職位為目的？
　　若政府要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社會企業明顯並非有效途徑；明眼人都知道，只要政府落實各項基礎建設、即時「上馬」，失業率便可下降一、二個百分點。因此，創造大量就業機會不應成為社會企業的首要目的，而社會企業創造出來的職位也應有針對性，就是讓一些無法或有困難在私人市場就業的人士找到工作；這些人士籠統來說可稱為「弱勢社群」：他們可以是低技術的中年人士、可以是住在偏遠地區的低學歷工人、可以是精神或身體有缺陷的康復者、可以是曾經犯罪、酗酒、吸毒或沉迷賭博的更生者……。總之，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很難找到工作，部分更需長期倚賴綜援。
弱勢社群就業困難
　　或許有人還不太明白社會企業怎樣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以下是幾個現成例子：上周，同文魯姜「民間心戰室」大談「長者安居服務協會」如何可以生存下去；市民對協助的認識，相信是每逢寒流襲港時，有多少長者按動協會提供的平安鐘服務而得知。「長者安居服務協會」今天被視為「龍頭社企」，原因是協會以企業方式經營、服務的是長者和其他需要關懷的獨居者、利潤再投入未來發展、聘用的員工也多是找工作有困難的中年婦女。
　　此外，還可舉幾個例子說明：東華三院亦有「創毅蔬果加工及批發服務」，也是以企業方式經營，僱員有部分是殘疾人士；循道衛理的「陪月服務」，聘用的多非一般在市場上容易找到工作的婦女；神話會在學校食物部經營「大茶壺」，負責的多是過去在職飲食業的工人，今天卻不易找到工作；還有民協和善導會在經濟低潮時，為「三行」工人和更生者成立裝修、搬運等公司，令這些長期失業的工人總算有工開。
　　上周，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回覆立法會馮檢基議員稱，自二○○六年推行「夥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以來，合共批出四十一份申請書，預計可以為弱勢社群創造七百五十個職位，包括家居服務、裝修、零售、美容、飲食、環保回收、旅遊、長者服務等。
　　所謂「夥伴倡自強」，是營辦的機構必須找到商界捐款或贊助，方可從政府得到有關基金相同數額的資助；換言之，計劃並非政府一般的福利補助，必須有商界參與，目的也是要為找工有困難的弱勢社群增加就業機會。
強制聘用易起爭議
　　唐英年還提到，政府部門在採購時，社會企業將作優先考慮；資料顯示，二○○六至○七年度，政府部門向社會企業採購的產品和服務約值二千八百萬元，預計二○○七至○八年度將增至三千二百萬元。此外，唐英年還透露，政府正擬規定政府及資助機構批出合約的中標者，必須聘用某個百分比曾完成僱員再培訓局相關課程的失業人士。政府在合約中加入條款並不是新鮮的做法，以前便規定聘用員工薪酬不可低於某些行業的工資中位數，但這樣規定聘用某些人士，相信引起的爭議會更大。
　　社會企業的唯一生存意義，是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並不如一些人想的，是以商業手法來營辦福利服務；商界做生意時用的方法，很多值得福利機構主管參考和學習，但福利機構不是商業組織，也不會因加入一些商業經營方法而搖身一變成為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的特定目的是為弱勢社群增加就業，但不會如特首所說的「創造大量就業機會」。

社會企業的意義及前瞻

信報財經新聞 2007-06-27 謝家駒

筆者最近出外遊學個多月，嘗試了解英美國家社會企業及社會企業家這個新生現象。回港後清讀舊報紙，一口氣讀完周永新教授及王卓祺教授分別撰寫的三篇關於社會企業的評論。文中大多數的觀點，筆者異常認同，唯有兩個比較關鍵的問題，與兩位教授的看法頗有很大的距離，這裏提出來與兩位教授商榷一下。
社會企業的性質
　　周永新教授在五月三日及十日分別以「創造大量就業機會非社企目的」，及「拓展社企應進取又務實」為文。總括來說，兩篇文章的主旨如下：
　　一、無論社會企業發展有多大成功，也不可能創造大量就業機會。「若政府要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社會企業明顯並非有效途徑；明眼人都知道，只要政府落實各項基礎建設、即時『上馬』，失業率便可下降一、二個百分點。」
　　這點筆者絕對同意。一般市民相信亦有同感。眼看西九龍、政府總部、啟德機場舊址動工遙遙無期，「強政勵治」的新一任特區政府，假若真的想製造大量就業機會，倒不如設法加速這些工程上馬。
　　二、無論社會企業有多大發展，也不會縮窄貧富懸殊。周教授明確指出，這樣的想法簡直就是開玩笑。「貧富懸殊是指收入不均，失業人士或其他弱勢社群就是找到了工作，收入怎會對縮窄貧富懸殊有幫助？」
　　這點筆者亦表贊同。筆者認為，很可能是曾特首受了胡錦濤主席及溫家寶總理的感染，希望在香港構建和諧社會，但估計也不會天真到期望社會企業的發展可以有助縮窄貧富懸殊。要真正有效地縮窄貧富懸殊必然會觸動很多既得利益者，這些人不單有銀票，更有選票，志願「做好這份工」的特首，當然不會冒這個風險。
　　三、「社會企業絕對不是福利機構，如果只是提供福利服務，就由福利機構去辦好了。」周教授這幾句話，一針見血！很不幸地，目前香港大多數社會企業提供的服務，和福利機構所提供的服務確實分別不大。最要命的是目前絕大部分的社會企業都要依賴資助來創辦，資助的款項用來補助收入的不足，資助用完了，要不就是結業，要不就是申請另一項資助計劃，絕少能夠經濟上自給自足。這樣一來，難免就給人印象是福利機構。更不幸地，特首近來所說的官、商、民合作推動社會企業，要商界大力支持，筆者擔心，這可能只會延續社會企業的依賴心態，只不過依賴對象由政府改為商界而已。
　　四、最後一點，亦是最重要的一點，筆者認為周教授的提法大有商榷之餘地。周教授在五月三日文章的末段，斬釘截鐵地說：「社會企業的唯一生存意義，是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
　　筆者完全不能同意這個觀點。不單不同意，根本覺得這樣的說法有很大的誤導性。由於周教授是資深及知名的社會福利學者，亦是扶貧委員會的成員，筆者覺得必須指出這個說法的不恰當性。
社會企業的定義
　　首先何謂「社會企業」？社會企業與一般企業不同，它有雙重目標；實現特定公益使命的社會目標，以及創造收入及盈餘以持續經營的經濟目標。英國是西方國家中社會企業最蓬勃的國家之一，英國政府對社會企業的定義也是異常明確：「社會企業是企業的一種形式，主要為實現社會目標而成立，其盈餘主要用來發展企業之用，而非為股東及投資者追求最高利潤。」（二○○二年出版之「社會企業行動綱領」）。　　可以見得，社會企業並不只是為了弱勢社群創造就業。社會企業當然有部分是為弱勢社群提供服務，甚至為他們創造就業機會，但把「社會企業的唯一生存意義」，說成純粹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實在是以偏概全。
　　事實上，即使在英國，既有以弱勢社群的為主要服務對象的社會企業，但有更多的社會企業是有其他的社會目標：包括環保、教育、保健、長者照顧、體育倡導、生態旅遊、病態賭搏、公平貿易、種族和諧等等。

社會企業的意義及前瞻．二之一

　　作者為資深企業管理顧問，現正從事倡導社會企業的工作

社會企業的發展和前景

信報財經新聞 2007-06-28 謝家駒

社會企業的特點，在於創辦者對一些社會問題或現象有強烈的關注，而至擁有解決或改善這些情況的熱忱。成立社會企業，是希望通過經濟自給自足的方式，持續地關注及改善這些問題，而不需要成為接受贊助的慈善機構。
興起的背景
　　要更深入了解社會企業的性質及作用，我們得稍為回顧一下過去三百年的歷史。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私人企業的發展改變了整個世界，特別在工業先進國家，企業生產力的發展一日千里，既懂得運用先進科技，也懂得不斷更新管理技術，私人企業成為了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但隨經濟的發展、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社會上亦出現了新的問題及挑戰。二十世紀經歷了兩場世界大戰後，大多數先進國家的政府（所謂公營部門）大大膨脹起來，運用政府的力量，解決了不少的社會問題，包括貧窮、治安、醫療生、教育等。但是，就在私營部門、公營部門都有長足發展的同時，民間組織（所謂公民社會、或稱公民部門等三部門等）卻停滯不前。直到二十世紀最後的大約二、三十年，公民部門才出現較大的變化。
　　由於社會儘管經濟發達，但也愈來愈趨複雜，湧現出來的種種社會問題也愈來愈多，即使在「福利國家」，政府亦往往無法或無能去處理這些問題，而傳統的福利及慈善機構亦大多不能及時轉型，未能有效地應付這些新的社會挑戰。
　　就在這個時刻，社會企業開始出現。在英國，第一本關於社會企業家的著作，在一九九七年出版，書名為《社會企業家的興起》，作者開宗明義便指出，社會企業及社會企業家的興起，反映出福利國家已無力解決當前社會的種種問題。過去二、三十年來，已出現了一個全球性的運動，社會企業的發展，象徵公民部門的蛻變。相對於私營部門及公營部門，目前公民部門的組織普遍仍是頗為鬆散及缺乏效率，社會企業的興起將是公營部門脫胎換骨的重要動力。去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尤努斯，他代表的是新型的社會企業家，其創辦的鄉村銀行亦是社會企業的典範。
　　有此背景，我們又怎能說「社會企業的唯一生存意義，是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機會」？
　　王卓祺教授以「社會企業的扶貧策略」為題的文章，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分析。
　　「如果我們把社會企業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有創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人士成立的社會企業，有能力在公開市場競爭；而另一類則基於政策優惠而有生存空間的，尤指非政府機構成立的。」
需有創業精神
　　他這個分類是很有意思的，事實上，這兩大類的社會企業會是並存的。但很不幸地，王教授雖然十分清楚「創業精神是最重要的元素」，但他認為在香港此時此地，很難會找到「有創業精神之士，願意為社會企業賺錢，而不為自己賺錢」。特別「若要在曾蔭權第二屆任期內做出成績，並不容易」。因此，他覺得上面提到的第一類社會企業，根本就不會出現。
　　這是筆者絕對不能茍同的。創業精神就是社會企業的靈魂。沒有了靈魂，社會企業何來意義？何來動力？王教授的結論是：「若短期內有扶貧效果，應該發展基於政策優惠，並不完全是公開市場競爭的第二類社會企業。」這是極其短視，及不切實際的看法。
　　筆者堅信，香港要發展廣義的社會企業，必須由有創業精神的人士來創辦。目前這方面的成功例子並不多，但並不代表沒有這方面的人才。要知道，社會企業這個概念對很多人都是陌生的名詞，一直以來只在社福界較多人關注，自從特首在競選期間大談社會企業，才引起大眾的注視。但要認識社會企業的真正性質及意義，還需一段過程。
　　筆者最近讀到一本去年在英國出版的小書：《Everyday Legend: Stories of 20 Great UK Social Entrepreneurs》【圖】（姑且譯作《俯首可拾的傳奇：英國二十位傑出社會企業家的故事》，香港商務印書館有售），是關於社會企業的最佳入門書，任何人士希望了解社會企業的真諦，這是最佳的參考。
　　筆者相信，假以時日，社會企業會在香港發揚光大，但不是靠政策優惠、財政資助催谷而成，而是靠同時具備創業精神及公益使命的人士奮鬥出來。

社會企業的意義及前瞻．二之二

　　作者為資深企業管理顧問，現正從事倡導社會企業的工作。

社會企業概念淺釋

信報財經新聞 中港評論 嚴俊民 2007-08-11

　　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簡稱ＳＥ），被喻為第三領域（Third Sector），而第一領域是私營機構，第二是公營部門。社會企業的概念是由英國企業家Minnesota Diversified Industries的John Du Rand在一九七三年提出。經濟不景催生社企
　　第三領域始於七十年代，由於當時經濟不景，先進國家面對結構性失業，政府赤字預算及對社會服務要求不斷增加，單靠傳統私營機構及公營部門運作始終有限，於是企業家嘗試從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尋找一條出路，社會企業就這樣誕生了。
　　Borzoga & Defourny（2001）提出社會企業應具備下列九個條件：
　　一、持續性提供服務或從事生產（sustainability）；
　　二、由人工創立及保持高度獨立性；
　　三、承擔一定的經濟風險；
　　四、聘用一定數量的受薪員工；
　　五、具備社會效益，以及提升社會企業責任；
　　六、由社區一群有共同目標的人成立；
　　七、決策由持份者（stakeholders）而不是由投資者決定；
　　八、民主管治；
　　九、賺取的盈利將重投企業之用，以服務社會為主要目標。
　　特區政府努力將本港定位為金融中心，股票市場暢旺，但同時貧富則愈見懸殊，政府統計署公布，在二○○六年，家庭住戶每月收入少於一萬元的有六十二萬戶，即百分之二十七點九，而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一萬至四萬元有一百二十二萬八千戶、即百分之五十五。
　　日本經濟戰略專家大前研一提出的「Ｍ型社會」似乎有象在香港出現，Ｍ的左邊是指低下層收入人士，右邊是高收入人士，兩者人數會愈來愈多；中間的中產人士則減少，大多更會流入中低階層，因此對社會服務要求不斷增加。
「雙底線」精神
　　香港政府在二○○七至○八財政年度的財政預算案提出，政府會投入約九億元來推行一系列扶助弱勢社群的措施，包括促進就業、支持社會企業發展、強化家庭、培育兒童和照顧長者。
　　社會企業目前是熱門話題，政府盼望ＳＥ能解決貧窮及失業問題，非政府機構（ＮＧＯ）紛紛宣稱興辦社會企業，學術界亦舉辦撰寫商業計劃書比賽以至開辦「社會企業家」課程。但商界聲音仍很細小，沒有商業元素，就談不上雙底線（double bottom-line）社會企業的基本精神—賺取盈利去履行社會責任，將難以完全。
　　有見及此，筆者累積從事企業重組、財務管理及中國業務發展顧問二十七年的工作經驗，再加上同時十五年慈惠關係及社會服務體會，很多抱負及理想仍未能實現，例如如何達至公平、公義、和諧社會及實行聖經教訓：傳福音給貧窮人，單靠社會福利署或最低工資立法可能不是長遠之計，社會企業有機會成為解決方案。
　　本年六月在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白景崇教授（Professor John Bacon-Shone）的支持下，與循道衛理中心合作，同時得到英國財務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IFA-HK-Institute of Financial Accountants）答允成為財務顧問，正式成立了「社會企業孵化中心（Social Enterprise Incubation Centre-SEIC）。目標包括：
　　一、企圖為有香港特色的社會企業定位；
　　二、創造及孵化新社會企業；
　　三、研究社會企業過去半世紀的發展；
　　四、協調現有的社會企業達到持續性（sustainability）及賺取盈利與履行社會責任（double bottom-line）；
　　五、提供社會企業財務管理方案；
　　六、提供社會企業企業發展方案；
　　七、發展中國的社會企業；
　　八、提供學術研究平台。

Social Sustainability

Social Sustainability Research Theme

Social sustainability

Are there social constraints on development analogous to the ecological limits set by carrying capacity?

Social sustainability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ocial norms. An activity is socially sustainable if it conforms with social norms or does not stretch them beyond the community's tolerance for change. Social norms are based on religion, tradition, and custom; they are rooted in values attached to human health and well-being. The norms may or may not be codified in law. Some have to do with intangibles, such as deep-seated beliefs about right and wrong or values that are attached to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aspects of life and the environment. Even though they are intangible, these are very powerful factors.

Other social norms are less abstract: they concern language, education, famil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hierarchies and class systems, work attitudes, tolerance, and all the other aspects of individual or group behaviour that are not primarily motivated by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The main indicator of socially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ntisocial behaviour, including damage to property, community disruption, and violence.

Most social norms are difficult to define and measure, and their limits are therefore hard to determine and evaluate. These difficulties are compounded in a multicultural country such as Canada because of the variety of communities with different social norms. In addition, social norms are not immutable, particularly in countries where change is pervasive. We live in a world of fast-moving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 behaviour that is unacceptable today may one day become fully acceptable, or vice versa. Social norms may persist in the short term, but most will almost certainly change in the longer term.

Nevertheless, the main consideration in assessing social sustainability is that, even though social norms may change, many are extremely persistent. Any proposal that would breach existing social limits will fail because the people involved will resist or oppose it. This leads to the question of how to deal with the social limits that must be respecte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clear that they cannot be measured. For instance, environmental features highly valued by some Canadian communities, such as a wild, free-flowing river, may seem worthless to an outsider. People who rely on traditional ways of making a living, particularly in occupations that are dependent upon a natural resource base, such as fishing, hunting, farming, mining, and logging, are often resistant to change to an extent that cannot be comprehended by others.

It may be concluded that social norms and social constraints on development must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plann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define social limits to sustainability,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to exploring the issues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groups or communities concern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finition

Depending where one looks you will find various definitions aimed at describing ‘sustainability’ in a manner most favourable to the user’s point of view. Earlier definitions were driven by egocentrics who viewed economic growth as incompatible wit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predicated solutions based on minimal resource exploitation and organic agriculture. In contrast, the cornucopian techno-centrists argued for free market forces as these would lead to a general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of life, lower birth rates and a concomitant decrease i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refore in resource depletion. These two opposing views have given way to a new view that the world’s resources are in principle sufficient to meet long-term human needs[17]. However, this optimistic view is predicated on the resolution of a number of key areas.

Poverty is recognised as an important cause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therefore recognise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crucial role to play in contributing to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critical issues on which the debate has come to focus are, therefore, the uneve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relative to natural carrying capacities, international interdependencies in resource utilisation and the extent as well as degree of inefficient or irrational use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18]
The global intervention required to redress this imbalance has to do with managing the utilis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correctly. This management requirement has come to be term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s objectives are quite concrete: development only takes place if the resource harvest rates are at levels no higher than managed or natural regeneration rates permit, and the use of the environment as a waste sink occurs only on the basis that waste disposal rates should not exceed the managed or natural assimilation capacity of the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 defin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the 1987 Brundtland Report as “those paths of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gress that meet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In 1993 – a year after the Earth Summit in Rio de Janeiro – the World Congress of Architects defined sustainability for the architectural fraternity as follows:

Sustainability means meeting our needs today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meet their own needs.

UIA/AIA World Congress of Architects, June 1993



A more recent – and broader – definition is the following of 1996: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relates to the maintenance and enhancement of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resource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current and future generations. The three components of sustainability ar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 which requires that natural capital remains intact. This means that the source and sink functions of the environment should not be degraded. Therefore, the extraction of renewable resources should not exceed the rate at which they are renewed, and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to the environment to assimilate wastes should not be exceeded. Furthermore, the extraction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s should be minimised and should not exceed agreed minimum strategic levels.
Social sustainability – which requires that the cohesion of society and its ability to work towards common goals be maintained. Individual needs, such as those for health and well-being, nutrition, shelter, education and cultural expression should be met.
Economic sustainability – which occurs when development, which moves towards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s financially feasible.

Source: Gilbert, Stevenson, Girardet, Stren, 1996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s the goal of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what is needed is the redirec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in order to detach it from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degradation. Once this has been achieved there will no longer be a conflict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AA http://www.comarchitect.org/

Where is the ‘social’ in social enterprise?

Where is the ‘social’ in social enterprise?

PRIME MINISTER MEETS SOCIAL ENTERPRISE LEADERS

PRIME MINISTER MEETS SOCIAL ENTERPRISE LEADERS

Prime Minister Tony Blair has applauded forward-looking councils' who are working with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delivery of socially innovative public services.

The Prime Minister told a small delegation of local authority councillors and social enterprise leaders that they were blazing a trail which he hoped others would follow just a week before national Social Enterprise Day (Thursday, November 17).

Exploring with the group the potential of social enterprise to do more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and to examine what barriers exist which might prevent expansion, the Prime Minister commented:

"Local authorities must be more innovative in their approach to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and that includes looking at the bigger picture provided by social enterprises."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f social enterprises are astounding, but there is much room for improvement if we want this important sector to continue to thrive."

"I was delighted to meet so many forward-looking council leaders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 They are blazing a trail which I hope others will follow."

The meeting, which was held at 10 Downing Street, London, was also attended by Cabinet Office minister Ed Miliband, who will launch the Government's first-ever social enterprise action plan on November 16 with Chancellor Gordon Brown.

Jonathan Bland, Chief Executive of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 welcomed the Prime Minister's recognition of social enterprise:

"We are delighted with the prime ministers support for the work that social enterprises are doing in communities all across the UK. Local authorities and other public bodies can get so much more for their money if they work with social enterprise."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interview opportunities, please contact Louise Third on 0115 906 1377 or email louise@integra.gb.com

ENDS

Notes to editors:
Social enterprises are an alternative model of business - they are driven by a social and/or environmental purpose and reinvest their profits in the company or directly in the community. Examples include The Big Issue, ECT Group and Turning Point.

The Government estimates there are 55,000 social enterprises in Britain today, representing over 5% of all businesses with employees and contributing £8.4bn to the economy. Their value is amplified by thei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Last month's Local Government White Paper encouraged councils to work with social enterprises and other third sector organisations to reform the delivery of local public services.

The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 is the UK's national body for social enterprise. Acting as the voice for the sector, it supports and represents the work of its members, influences national policy and promotes best practice. www.socialenterprise.org.uk

LAUNCH OF HEALTH FORUM

LAUNCH OF HEALTH FORUM
18 May 2007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emerging health markets are banding together to take control of their sector and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to transform public services.

Ivan Lewis MP is to launch the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s Health and Care Forum next week - a membership body designed to help social enterprises act as a cohesive grou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tor.

The forum was developed by the Coalition's Julie Dent CBE (formerly Chief Executive of South West London SHA).

Julie Dent said: "The forum will allow members to stop being passive and instead identify and target the PCTs and practice based commissioners who are aware of the potential of social enterprise and are ready to do business.

"Members will also create networks and consortia to bid for work and will work together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ervices. The climate is right to grow this sector and to influence government policy on public services."

MP Ivan Lewis said: "I welcome this forum as an opportunity to help the sector grow and develop. Social enterprises offer real potential to transform the health market by empowering staff, patients and local people to provide truly personalised care.

"I believe the forum will be a valuable tool for its members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resource and knowledge base for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It will create a valuable link between the department and the many exciting social enterprises working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Emma Wilson, chief executive of the award-winning Local Care Direct, who has been nominated as chair of the forum said: "We have done the talking, we have sold the sector to the government and policy makers in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its now time for action. It's now time for us to show the market what social enterprise can really deliver."

The Coalition created the forum in response to a growing interest from individuals wanting to start their own social enterprises in health and social care.

It aims to help members use their collective lobbying weight to influence private organisations and the public sector. It will act as a membership network to exchange good practice and share resources, and it will also be a focal point for inquiries on health social enterprises from the media, Government, the NHS, aspiring social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Membership is open to aspiring social enterprise practitioners working across the spectrum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 including organisations that have externalised from the NHS, charities bidding for public sector contracts and Department of Health pathfinder organisations.

The forum will be launched at 9am on Wednesday June 23 by Ivan Lewis, Minister for Care Services and Jonathan Bland, chief executive of the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
Speakers include Lord Victor Adebowale, Chief Executive of Turning Point, David Dawes, Director of the European Nursing Leadership Foundation & Lance Gardner, Projects Director of North-East Lincolnshire PCT on topics including 'Why do Social Enterprises fail?' and
'Why do Social enterprises succeed?'.

social enterprise action plan

2006 social enterprise action plan

On 16 November 2006, the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Gordon Brown, joined Cabinet Office Ministers Hilary Armstrong and Ed Miliband to launch the Government's Social Enterprise Action Plan: Scaling new heights (Cabinet Office 2006).

Social Enterprise Action Plan: Scaling new heights (Cabinet Office 2006) [PDF, 1.67MB, 73 pages]

There are at least 55,000 social enterprises in the UK – including well known success stories like The Big Issue or Jamie Oliver's Fifteen. This action plan aims to open the door to thousands more, raising awareness of what they can achieve and encouraging more people to make a difference, either by involvement or investment.

The action plan will drive change in four areas:
fostering a culture of social enterprise, embedding the change that is already underway, especially through inspi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the social impact of business
improving business advice, information and support available to social enterprises
tackling the barriers to access to finance that restrict the growth of social enterprises
enabling social enterprises to work effectively with government to develop policy in the areas of expertise

It also builds on the first 2002 Government strategy, Social Enterprise, a strategy for success (DTI 2002).
2002 Government strategy, Social Enterprise, a strategy for success (DTI 2002) [PDF, 389KB, 81 pages]
Have your say – submit your comments on the Social Enterprise Action Plan.
To order a hardcopy of the action plan please phone 0845 015 0010 and quote URN 06/Z3. Please note that stocks are limited and we ask that organisations requesting more than 50 copies contact the OTS (Mike Lewis 0207 276 6070) first.
16/11/2006 Press release: 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Eden Project… a new generation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can change lives

SEC WILL DELIVER GOVERNMENTS AMBASSADORS PROGRAMME

SEC WILL DELIVER GOVERNMENTS AMBASSADORS PROGRAMME
14 June 2007

Consortium will deliver Governments Social Enterprise Ambassadors programme

Ed Miliband, Minister for the Third Sector, today announced that a consortium headed by the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on will develop and deliver the Government's exciting new programme to create at least 20 ambassadors for social enterprise.

The consortium brings together key players from across the social enterprise movement with leading agencies in media relations, training and innovation to deliver the ambassadors programme, which will be funded by the Office of the Third Sector in the Cabinet Office.

The consortium is being led by the sectors leading representative body, the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 and will include:
?What If!, leading innovation consultation consultancy
Society Media /Social Enterprise Magazine
School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campaigning think tank
Hanover Corporate Communications Consultancy
Media Training Masterclasses, leading communications training agency

The ambassadors will raise awareness of social enterprise and aim to attract new people to the sector. They are likely to be established social entrepreneurs who can be dynamic advocates for kind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that social enterprise can achieve with key audiences from classrooms to boardrooms.

Ed Miliband, Minister for the Third Sector, said: "Social enterprise is a growing movement, but still only one in four people know about it. That means we are missing out on potential entrepreneurs, customers, and investors. That has to change.

"The successful consortium are an unprecedented example of collboarative working in this sector, and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them on this innovative and ambitious programme to spread the message of what social enterprise can achieve. Through their own stories and networks, the ambassadors will add momentum to the social enterprise movement and enable it to achieve even more."

Jonathan Bland, Chief Executive of the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 said: "The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 and the rest of the consortium are delighted to have been chosen to run this extremely exciting programme.

"As we all already work closely with a number of social enterprise champions we were able to pledge to go over and above the original requirements to make the cabinet office an offer they couldn't refuse. We have now signed the contract but delivery details are being kept under wraps until our big launch later in the summer, so watch this space."

The ambassadors programme was first proposed in the Government's Social Enterprise Action Plan last November, and has been developed in close partnership with the sector throughout.
The consortium will find the ambassadors through an open and transparent process, and will provide further detail at their programme launch later this summer.

ENDS

http://www.socialenterprise.org.uk/Page.aspx?SP=2130

SocialFirms

"A Social Firm is one type of social enterprise. Other types of social enterprise include development trusts, co-operatives, credit unions and community businesses. A social enterprise is a business that trades for a social purpose. The specific social purpose of a Social Firm is to employ people disadvantaged in the labour market."

-- SocialFirms

引用自：http://www.socialfirms.co.uk/

立法會十五題：推動社會企業發展

立法會十五題：推動社會企業發展
＊＊＊＊＊＊＊＊＊＊＊＊＊＊＊
以下為今日（四月二十五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馮檢基議員的提問和財政司司長唐英年的書面答覆：

問題︰　　

關於推動社會企業發展，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可創造哪些工種的職位，並按工種提供可創造的職位的分項數字和平均工資，以及如何確保參與該計劃的弱勢社群獲得合理工資；

（二）利便聘用健全失業人士的社會企業參與公共採購的試驗計劃的詳情（包括運作模式、推行時間、合約的規模、種類和數目、聘用失業人士的數目和該些人士平均佔有關社會企業的僱員總數的百分比，以及預計的受惠人數和評估該計劃的扶貧成效的結果）；

（三）向負責採購政府物料的人員推廣社會企業產品和服務的工作進度（包括已採用該等產品和服務的政府部門、該等產品和服務的種類、數量和涉及的金額）；會否考慮訂立時間表要求所有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逐步採用該等產品和服務，以及預計受惠的人數和評估有關工作的扶貧成效的結果；（四）預計完成有關社會企業規管架構報告的日期及初步研究結果，以及會否考慮放寬《合作社條例》（第３３章）的有關規定；及

（五）鑒於扶貧委員會的任期將於本年六月屆滿，政府會否考慮於政務司司長辦公室轄下開設一個新的部門，以推動社會企業的未來發展；若否，在扶貧委員會的任期屆滿後，哪個政府部門將會負責繼續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

答覆：

主席女士：

（一）自二○○六年推出“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協作計劃）以來，我們合共批出４１份申請，預計這些核准項目將會為弱勢社群創造約７５０個職位；有關的職位分佈於家居服務、裝修工程、零售、美容美髮／按摩／推拿、飲食、環保回收、旅遊及長者業務等多個行業。

為確保協作計劃下獲核准項目的僱員能獲得合理工資，受資助機構與政府簽訂的資助協議書，均須訂明每項工作的工資。為此，所有受資助機構必須參考政府統計處最新的《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內相關行業／職業的平均月薪。協作計劃秘書處正監察核准項目的推行進度，並確保參與核准項目的僱員所得的實際薪酬，不少於受資助機構與政府簽訂的資助協議書所訂明的金額。

（二）我們就規定一些小規模政府合約中標者聘用的員工中，須有某個百分比完成僱員再培訓局相關課程的失業人士的這個模式，進行探討。我們亦與一些非政府機構進行討論，包括這些機構是否有能力和興趣競投政府合約。他們認為，與其在現有服務中挑選一些小規模合約（例如清潔和保安服務）供社會企業競投，更有用的是以社會企業較具優勢的項目，例如為其他弱勢社提供個人護理服務，作為新及較穩定的業務來源。我們正循這個方向研究可行方案。

（三）我們致力向政府內部包括負責公共採購的人員和公眾推廣社會企業的價值及潛力，例如社會企業能夠為社會帶來的額外效益。雖然我們並沒有整個政府向社會企業採購產品和服務的價值的資料，但我們收集了列席扶貧委員會會議的政策局和部門（這些政策局和部門包括教育統籌局、勞工處、民政事務總署、食物環境生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醫院管理局及社會福利署所知悉的合約）在這方面的資料。在二○○六至二○○七年度，他們向社會企業採購的產品和服務約值２,８００萬元。在二○○七至二○○八年度，預計會向社會企業採購的產品和服務約３,２００萬元。　　

我們將會繼續考慮如何加強推廣社會企業的產品和服務。與其硬性規定政府部門須採購社會企業的產品和服務，我們將探討如何能更有效地發放有關社會企業所提供的產品範圍和服務素質的資料。儘管政府會利便社會企業參與公共採購過程，但社會企業成功的關鍵是其必須要具競爭力，以及其所提供的服務種類和素質亦須符合採購機構的要求。

（四）政府當局明白，有必要使規管架構與時並進，以促進社會企業發展。我們未能確定在現階段放寬《合作社條例》（第３３章）對合作社的規定是促進社會企業發展的最佳路向。另外，政府當局注意到，英國剛引入一種新的公司模式，即社會公益公司，以照顧社會企業的特別需要。我們研究合適的法律工具以推動香港社會企業發展的同時，會繼續留意有關的海外經驗。扶貧委員會提交的報告會包括有關建議。

（五）政府當局認同社會企業在幫助弱勢社，重投就業市場方面的潛力。下一屆政府將會考慮以最合適的架構，繼續推廣社會企業的發展。

完

２００７年４月２５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２時４５分

探討社會企業的記錄片

（資料引自亞視網頁）

引言

扶貧對很多人來說就是向有需要人士提供金錢和服務。但是經驗告訴我們，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就業機會才是令他們脫貧的最佳手段。到底我們要怎樣才可以為殘障人士、弱勢社群找到合適工作和幫助長期失業者重投就業市場呢？近年來「社會企業」是扶助弱勢社群的一個重要路向，電視專輯《助人自助闖新天》將會從不同角度探討社會企業的理念及計劃成效，並將會參考外國成功之經驗，透視政府在社會企業上的推展工作及政策，讓全港市民明白助人自助在扶貧之中的重要性。

內容

貧窮人口對香港社會福利、教育、醫療各方面社會資源帶來沈重負擔，政府明白若不調整政策與時並進，鼓勵自力更生以達致扶貧紓困，有可能影響社會的和諧，2005年1月行政長官於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扶貧委員會，以統籌及推動扶貧工作，而扶貧委員會將會推廣的其中一項重要政策，就是「社會企業」。

目前社會已設多類型規模較細的社會企業，分別有由社會慈善團體籌辦，以聘請殘障人士為主的社會企業，或由弱勢社群(中年失業人士、中年婦女、老年人、新移民等)自組合作社經營的社會企業，經營行業有蔬菜加工、便利店、陪月、膳食、洗車、維修及保養、洗衣、回收再造、流動按摩、花店及設計等。 簡而言之，社會企業就是以積極進取的市場營運模式運作，追求社會目的 (為弱勢社群提供職位、增強工作技能，和穩定收入)，並以自負盈虧為長遠目標，與一般純粹以利潤為目標的企業，性質完全不同。

引用自：http://www.hkatv.com/infoprogram/06/selfreliance/

社會企業資助失業者創業

社會企業資助失業者創業
概念由傷及健 鼓勵工作勝發綜援
2005年9月8日

【明報專訊】政府正研究把現時協助傷殘人士就業的「社會企業」概念，延伸至健全綜援失業人士身上，若概念成功，失業綜援領取者將來或可申請政府資助，自組非牟利公司，提供具市場競爭力的服務或產品，例如餐飲服務、清潔服務等。政府相信，相較發放福利金，社會企業模式更能提升失業人士的自信和就業能力。扶貧委員會下周一將討論有關概念。

扶貧委員會已發出最新會議的討論文件予各成員，本報獲得的文件內容顯示，下周一會議將會討論「『從受助到自強』——社會企業的發展」。內文解釋，社會企業的主要特點，是同時服務社會又兼顧市場邏輯，例如聘請弱勢社群去提供具市場競爭力的產品。

文件指，社會企業最顯著的例子是「創業展才能」計劃(亦稱種子基金)，政府在2001年撥款資助殘疾人士有關的就業計劃，提供資金作開業成本。較為人熟悉的例子包括弱智人士自組抹車隊、失明人士開按摩公司、精神病康復者經營餐飲速遞等，部分成功企業，現已能在公開市場參與競爭。

建議社企概念與綜援掛

文件指，社會企業有正面效應，令弱勢社群循序漸進，體驗「真實」的工作環境，累積工作經驗，提升技術和就業能力，長遠邁向公開就業，甚至達至自力更生。另外，社會企業可以促進官、商、民跨界別聯繫，建立社會資本，並向下一代傳達「自力更生」的重要信息。

因此，文件建議扶貧會成員考慮向公眾推廣社會企業的概念，並在行政、法律和規管上製造有利社會企業的營商環境。其中一個建議，是把社會企業概念和綜援計劃掛。因現時失業綜援領取者需要參加「自力更生」計劃，文件建議，失業綜援領取者，或可以在自力更生計劃以外，選擇參與社會企業。

中小企憂競爭 致更多在職貧窮

不過，文件亦指出，社會企業亦有爭議，尤其是當企業涉及健全人士，中小型企業可能會擔心營商環境被削弱。另外，亦有批評指所開設的職位未能持久，而且是傾向低收入，或許會導致更多在職貧窮。此外，本港亦欠缺既有商業背景，又熟悉社福界運作的專才。

明報記者 譚蕙芸

哈佛提供10多課程

哈佛提供10多課程
社會企業港「被漠視」
2006年4月6日

【明報專訊】香港的社會企業，如智障人士茶餐廳、精神康復者洗車服務等，大部分由社會福利署或衛生福利及食物局推動，但在美國，社會企業是各大商學院的熱門科目，如哈佛大學商學院早在12年前已開辦社會企業相關課程，該校的教授亦應邀來港分享心得。

須創造社會價值

華裔學者Jane Wei Skillern於10年前涉足社會企業研究。她強調，社會企業的精神是協助政府、商界或非政府機構更靈活運用資源，達到製造社會價值的效果，例如扶貧、環保、教育下一代等。

她說，「社會企業」現在成為潮流術語，一些機構只視社會企業為「寫支票」(Cheque writing)或公關伎倆，但真正的社會企業，必須以創造正面社會價值為運作精神，她舉例，美國沙律醬Newman's Own及雪糕品牌Ben & Jerry，前者把所有稅後盈利捐作慈善用途，後者則意向青年人提供工作培訓，便是社會企業的佼佼者。

她指，美國知名工管學院如史丹福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西北大學(Northwest Kellogg)均有提供社會企業課程，而她所任教的哈佛商學院，現提供約10個社會企業有關的課程，入讀學生有一成來自非商界，包括政府或非政府單位。

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說，社會企業的概念近6至7年才開始在港討論，而全港商學院中，以他所知只有中文大學開設了一個相關課程，他形容，社會企業在香港各大商學院是一個「被漠視的課題」。

英師奶變企業翹楚

英師奶變企業翹楚
小婦人辦合作社脫貧 財相也取經
2006年4月6日

【明報專訊】來自社福界、商界、學界的300名代表，今日參加扶貧委員會及中央政策組合辦的「社會企業會議」，6名海外專家更來港分享心得。講者之中，有英國偏遠市鎮「師奶」搖身一變為千萬營業額的社會企業領袖，她的成就引來政界領袖垂青，英國財相白高敦(Gordon Brown)、保守黨黨魁卡梅倫(David Cameron)等爭相接見這名師奶強人，期望從小婦人身上獲得解決社會貧窮的靈丹妙方。

瑪格利特(Mrs. Margaret Elliott)來自英國東北小市鎮森德蘭(Sunderland)，鄰近紐卡素球隊發源地。

30年前，瑪格利特是一個平凡的主婦，只有中學學歷，兩幼子仍在襁褓中，丈夫月入160鎊，名副其實是「就業貧窮戶」。

瑪格利特受到丈夫從事的建築合作社啟發，拿手冊鑽研，並坐言起行，與6個師奶成立了一個名為「小婦人」(Little Women)的合作商店，售賣食物及代客託兒。由於窮婦沒有經濟地位，她們開店的8500鎊成本(約13萬港元)，要等足兩年才獲得銀行貸款，條件是各婦人的丈夫都要簽紙擔保。

丈夫們沒有押錯注，小婦人商店平地一聲雷，在英國大受注目，多年來吸引逾百家傳媒採訪，師奶強人每人周薪雖然只有15至20鎊，但她們的自信得以提升，眼界大開。瑪格利特後來更攻讀了社工文憑。

企業每年營業額2625萬

1994年，瑪格利特轉投經營家居照顧，她們擊敗逾百家公私營企業取得政府合約，為長者及殘疾人士上門護理，企業每年營業額高達175萬英鎊(約2625萬港元)。

瑪格利特的社會企業森德蘭家居護理協會的精神，是「以人為先，賺錢其次」(Putting people before profit)，這裏的175名員工全是「老闆」，大家每兩月開一次會，企業大小事務如員工福利及薪酬，都是集體決策的成果，「僱員擁有公司，她們覺得驕傲，自然做得開心。」埃利奧特說。

沒有爭拗嗎﹖「有，但我們都會盡量爭取共識，社會企業令你學到商議的藝術。」現在每名護理員月入1000鎊(1.5萬港元)，與白領看齊。

至今天，當初創立合作社的7個「小婦人」仍每兩周見面一次，「這份情誼多年沒有改變，即使我們不再年輕」。瑪格利特今年55歲，她說，社會企業雖然是個時髦的用詞，但對她來說，這是她醉心一生的使命。

來港分享經驗

瑪格利特今次來港，亦有探望一班經營社會企業的本地師奶——循道衛理觀塘社會服務處「母嬰康逸社婦女及社區互助網絡計劃」培訓的主婦陪月員，該計劃服務統籌主任鄧彩紅說，1999年至今成員由10人增至65人，平均每人月薪由6000元增至8000元，03至05年營業額達300萬港元。

明報記者 譚蕙芸

社福商界攜手扶助失業傷殘

社福商界攜手扶助失業傷殘
社會企業令走出窮途
2006年4月7日

【明報專訊】本港目前的社會企業，大多是由志願團體資助成立，以「合作社」方法營運多元化業務，提供如洗車、切菜、插花等職位，當中一班社福和商界精英，聯手以自負盈虧方式賺錢開源，同時協助失業和傷殘一族走出「窮」途，成為政府的「扶貧新寵」。

扶貧委員會昨日舉行首屆「社會企業會議」，根據英國的定義，「社會企業」一般指擁有「改善社會」理念(如解決失業問題)之企業，將盈利投資在企業本身或社會之上，並非以「替股東賺大錢」為目的。

「過渡性質」工作解困局

擁有22年歷史的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上月成立「新機有限公司」，通過與其他志願機構合作，為輕微工傷者安排替長者清潔家居、理髮及陪診等「過渡性質」工作，以解決他們受傷期間沒有收入的困局。

新機市場及商業經理林紅麗表示，由於公司剛成立，首年運作經費來自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撥款數萬元，已聘用了6名受傷工人，人均月薪4000多元。「希望明年可以收支平衡，長遠業務能擴充至售賣二手衫及長者用品。」

已有4年營運經驗的神託會旗下力加服務公司，既做學校小賣部生意，也有手工藝製作，為智障及精神病患者提供逾40個職位。出身商界的神託會市場及發展經理張惠紅說﹕「我們的目標是﹕不蝕錢。」她笑稱，雖沒有賺大錢的包袱，但要達成願望也有一定壓力，終日想﹕「怎樣跟大財團競爭﹖如何說服業主不要加租﹖」

生命教育作招徠

扶貧委員會正研究，協助社會企業競投政府外判合約，張惠紅的意見是﹕「政府就一定不能用『價低者得』的標準。」大財團營運學校小食部，送冷氣又有經驗員工班底，張惠紅又如何帶領一班弱勢社群競爭﹖「唯有奉送『生命教育』。」

「我們跟大企業收同樣價錢，但我們所賺的盈利，部分會回饋學校用作獎學金。」此外，她指企業又會定期舉辦員工及學生交流活動，例如學生來小賣部買食物時，須跟職員說英語﹔學生和職員又會一起在學校禮堂，分別表演朗誦和太極劍。「去年公司的營業額達100多萬元，學校小賣部的盈利，只有一丁點。」沒有「大桶金」，最大的滿足感，是履行了社會責任。

明報記者

每月5萬保養 嚇怕社福機構

每月5萬保養 嚇怕社福機構
2007年2月21日

【明報專訊】競逐連任的特首曾蔭權，在競選政綱中大力推動「社會企業」，作為扶貧措施之一。據了解，政府其中一項構思是將「雷生春」變身社會企業場所，由非政府組織營運，提供商業服務之餘，也能為弱勢社群帶來就業機會。不過，有組織指每月5萬元維修保養費的負擔太重，無信心接手營運。

扶康會總幹事梁小琴曾到雷生春參觀，她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參觀後也沒有向社署提交營運建議書，主要是無信心負擔那筆維修保養費，「現在我們辦的社會企業，收入暫時只夠支付學員的人工，連請一個文員做行政工作也有困難，更何說要支付場地保養費呢？」

梁小琴覺得政府的構思不太實際﹕「政府說就容易，其實是想我幫香港人睇住個古蹟！」她續稱，雷生春位處兩條馬路的交匯點，人來人往，噪音和灰塵不少，「有想過在那兒經營古雅茶座，但看來不太適合」。

持相同看法的還有救世軍，其長者及復康服務部總經理丁梁杏芬實地觀察後認為，雷生春內部設計及地積間隔有一定限制，不易在那兒經營社會企業。

同區月租約3萬

她指要每月支付維修保養費，感到十分吃力，無信心可達到要求，她坦言政府的建議不太吸引。

美聯物業工商舖行政總裁黃子華指出，雷生春位處荔枝角道一帶，屬舊區，附近居民購買力弱，店舖交投向來淡靜。現時該區地舖呎價約為20至30元，樓上舖則為每呎10元，以雷生春每層(內櫳，不計露台)佔地500呎計算，月租只是2.5萬至3萬元。

黃子華表示，若政府再次開放雷生春作商業營運，應售賣特色貨品吸引遊客，否則難以經營。

神託會18社企項目 12個蝕本

神託會18社企項目 12個蝕本
2007年4月6日

【明報專訊】神託會是近年積極發展社會企業的非政府機構之一，但該會社會服務總監陳紹勤強調，不要以為社會企業是解缺失業的靈丹妙藥，事實只是杯水車薪，而且社會企業經營困難，以他的機構為例，約18個社會企業項目中，12個蝕錢，只有5至6個可以生存。

指杯水車薪非失業靈丹

陳紹勤指出，本港現時失業率為4.1％，有14萬人失業，但在本港現時400多個非政府機構中，只約有100間有能力開辦10個社會企業，以每個社會企業平均可提供5個職位空缺，最多只可提供5000個職位空缺，對14萬失業人士來說只是杯水車薪。

陳紹勤表示，在輔助弱勢社群層面上，社會企業是一個重要環節，為中年婦女或其他有需要人士提供支援及就業機會。

神託會2002年起開展社會企業，陳紹勤表示當中有得有失，一些失敗個案值得後來者參考﹕

■仍可維持個案
該會2003年開始售賣驅蚊器、驅蚊手鏈等，但因宣傳工夫不足，加上市場未成熟，故銷路一直不佳，但因是由廠家以出廠價提供產品，故每月平均只虧損約3000元，現時尚可繼續經營；

■失敗個案
04年，該會在屯門一屋苑開辦綜合家居服務，但因市場調查錯誤，到開業時方發現屋苑入住率低，不少業主是在假日方入來度假；加上負資產因素，住戶消費能力低，平均每月虧損1.9萬，最終要在今年3月提早終止有關計劃；

■成功個案
該會較成功的個案，是在3間學校開辦的小食部，由最初被學校投訴價錢貴及食物選擇少，經檢討後採取多項改善措施，例如增加小食部座位、與學校合作進行生命教育活動及改善收銀程序等，令小食部轉虧為盈，現時3間小食店營業額每年合共380萬元。

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表示，政府在近兩年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大力推廣社會企業，並以之為扶貧措施之一，但社會企業需要資金及學習營商技巧，社聯與4間大學在今年舉辦的社會企業培訓班，36個名額已爆滿；而社聯亦正計劃與銀行聯絡，為社會企業提供免息及低息貸款，令社會企業有一個起動的機會。

社企助失業漢找到曙光

社企助失業漢找到曙光 2007年5月8日

【明報專訊】髹灰水、鋪地板、拉電線……一班裝修工人以「超筍價」承辦工程，既為深水舊樓居民翻新單位，又為私人屋苑單位重鋪地板，自己亦在事業上成功「翻身」。失業多年的阿強和阿勤，最近加盟社會企業「曙光裝修工程」，雖然薪金較低，但能重投社會，建立自信，有望逐步脫離綜援網。

承辦裝修工程 盼脫綜援網

38歲的阿強早年任職塑膠廠，自工廠北移後失業5年，由於學歷低、無所長，5年來只斷斷續續兼職速遞工作，一家四口要吃綜援。失業日子愈長，阿強愈自卑，漸漸失去自信和社交生活，更難搵工。

為了善用時間，阿強去年到社區組織協會做義工，幫深水舊樓長者搬屋，由於體魄強健，其表現深受讚賞，在社工鼓勵下加盟「曙光」，主力搬運，並開始學習裝修。阿強坦言，雖然日薪只得200至300元，但希望累積工作經驗，長遠搵份好工，脫離綜援行列。

原本任職裝修的阿勤，亦因經濟低迷失業3年，求職經歷令他大感沮喪﹕「工頭自己都無工開！」阿勤透過社署的深入就業計劃，最後加盟「曙光」，負責裝修和舊樓維修。相比起昔日月入2萬元，阿強現時日薪600元，但他非常珍惜工作機會，希望逐漸建立網絡，日後有機會承辦大型工程，東山再起。

社協今年獲民政事務總署「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撥款110萬元，創辦社會企業「曙光裝修工程」，助弱勢社群自力更生。社協幹事霍天雯說，「曙光」業務包括裝修、室內設計、搬運服務和清潔維修，首年目標是協助13名低收入或失業人士重新就業，讓他們重建自信，增加就業本錢。

「超筍價」接單 客戶大讚

「曙光」成立短短數月已接獲幾宗工程，包括私人屋苑沙田駿景園及深水唐樓。阿勤說，駿景園有單位原本牆身和地板滲水，地台凹凸不平，「曙光」派出三人為全屋重貼牆紙和翻新地板，並檢查全屋水電裝置，記者昨觀察所見，全屋裝修手工專業，水準及得上大型裝修公司。該1200呎單位，「曙光」收取裝修費8.1萬元，較市價約12萬元為低。

阿勤解釋，主要因工資成本低，才能提供「超筍價」，希望透過承辦更多工程，建立口碑和累積經驗，日後再收取市價，強調「不會與市面上的裝修公司搶生意」。

「曙光」亦為深水舊樓居民楊婆婆翻新單位，更換舊窗框和防水天花物料，改善楊婆婆的居住環境。

楊婆婆大讚「曙光」的裝修工人較一般裝修工人更有耐性，對翻新後的單位大感滿意。

林鄭月娥﹕成功社會企業 應以街坊為本

林鄭月娥﹕成功社會企業 應以街坊為本 2007年5月8日

明報專訊】政府上周公布3司12局的架構重組建議，由民政事務局負責推動社會企業。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林鄭月娥昨日首次談到社會企業的發展，認為社會企業應避免與中小企爭生意，多開拓一些以街坊為本的商機，例如舊樓維修及翻新工程等，在賺取利潤之餘，可協助活化社區。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社會企業「曙光裝修工程」的開幕儀式，大讚社會企業「公司細，意義大，大有可為」。現時全港有近200個社企項目，林太指出，一所成功的社企需具備三大條件，包括﹕一、能正確地開拓市場商機，不與中小企爭生意，例如不應在深水區銷售成衣或玉器等大路生意；二、業務具有社會意義，有助活化社區；三、充分發揮官、商、民三方合作。

林鄭月娥說，民政事務局和民政事務總署已開始籌備有關工作，將於「特別有需要運用社會企業創造職位」的地區成立支援小組，提供配套措施，並探討商界在推動社企發展過程中的角色。

社企定型扶貧措施

社企定型扶貧措施

業務發展處處碰壁

2007年5月16日

【明報專訊】無新劇《師奶兵團》以爆笑手法刻劃家庭主婦的才華，力撐師奶地位，現實生活中，東涌一群師奶亦在各界協助下開辦「美容合作社」，一嘗創業滋味，可惜街坊對社會企業認識不足，以為合作社搞慈善可以免費做Facial，商場亦以為合作社有政府墊底，收取市值貴租，令師奶高呼「創業難，守業更難」。有學者批評，政府將社會企業定型為扶貧措施，影響社企發展前景。

以為有政府墊底 商場收貴租

為鼓勵東涌婦女就業和提升工作技能，香港離島婦女聯會賽馬會婦女綜合服務中心，協助區內婦女開辦「美容合作社」，免費借出地方開設美容院，加上獲「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撥款資助，能以「超荀價」為街坊提供美容服務。由典型師奶搖身一變成為合作社負責人的黃敏儀說，合作社將盈餘用作開辦美容課程，提升區內婦女的工作技能，絕對符合社會企業的精神。

由於合作社的運作已上軌道，遂計劃衝出地區中心，進駐人流暢旺的商場，可惜處處碰壁。黃慨嘆，物色舖位期間，一般商場都以為合作社有政府墊底，要求收取市值貴租，遠遠超出其負擔能力；合作社曾經派街招宣傳，但街坊見單張印有「社會企業」和「合作社」字眼，便以為是慈善機構，不明白為何要收費。

學者促政府清晰定位 洗扶貧形象

中文大學管理系副教授、創業研究中心副主任區玉輝批評，政府集中在高失業、低收入地區發展社會企業，並提供金錢資助，強調「社企不應與中小企爭生意」，結果將社企定型為扶貧措施，影響其長遠發展。他建議政府為社企作清晰定位，助市民認識社企精神，洗脫扶貧的形象。

創業研究中心計劃總監蔡明都強調，發展社企並非做善事，應具備企業家的精神，目標是兼顧賺錢和社會責任。為鼓勵大專生開拓社企商機，中大現舉辦「香港社會企業挑戰賽2007」，邀請大專生撰寫社企計劃書。活動詳情﹕http://www.sechallenge.hk/

「創投慈善」 社企商業革命

「創投慈善」　社企商業革命
講者：阮耀啟（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學人）

全球首富比爾．蓋茨（Bill Gates）去年六月突然宣佈，他將於零八年淡出微軟的日常營運，全身投入慈善事業。蓋茨這個令人譁然的決定，既戳破了巨賈「為富不仁」的印象，亦令人發現，原來「高科技」也可以這樣和慈善事業劃上等號。

但其實早在科網熱潮方興未艾時，一些「新經濟」的寵兒已為傳統的慈善行業掀起革命。

科網熱點石成金，許多初生之犢一夜暴富，部份天之驕子遂衍生回饋社會的念頭。可是在捐獻之際，卻對傳統慈善組織的運作相當懷疑：單靠接濟，這些慈善團體怎可能持續發展？他們進而大膽假設：為什麼不可以像我們一樣，從車房起家，經創投基金（venture capital fund）支持，日漸壯大後，掛牌上市？這樣，慈善團體也可擺脫被接濟的命運了。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學人阮耀啟，在一個「三十會」的研討會上介紹這種全新的「創投慈善」 (venture philanthropy)概念時，這樣打比方：

如果把慈善事業比喻為股票市場，那麼「創投慈善」與「社會企業」的關係，就好像「創投基金」與「新興公司」（Start-up）一樣。

而「創投慈善」與一般「無名氏」捐獻者不同之處，在於它不但「出錢」資助該社會企業，更「出力」扶助它們成長。這包括派出成員加入後者的董事局、在營運上出謀獻策、甚至出動本身的人際網絡，以期在三數年的投資期內，使被資助的社會企業暢順運作，並在脫離基金後，仍能自力更生，不必依賴公眾或政府的捐獻。

可想而知，這種「高度參與」、「目標為本」的「商業」運作模式，將大大衝擊傳統的社會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直接點說，這有違他們「博愛」、「非牟利」、「以人為本」甚至以「同情」為籌款基礎的本質。

舉例，一位「三十會」的專業成員，曾經義務為一家社會企業提供諮詢服務。一位盡心盡力的社工負責人，很高興地說，他們不但收支平衡，而且已經有錢賺了。那位三十會的成員問：「你有沒有把自己的工資也算進去呢？」，對方想了一想，搖搖頭：「沒有啊．．．不過如果算了進去，就沒錢賺了。」問題是，俟這位「好」社工一走，他必須找到一個和他一樣不支分文的人接手，否則，這家社會企業便不能繼續下去，它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也必隨之而逝。

由此可見，要大力發展社會企業，必須先扭轉人們對它的核板印像：作為「企業」，賺取盈利是理所當然的事；只不過，社會企業在賺錢之餘，也著眼於解決社會問題，例如「平安鐘」為長者提供緊急服務、「新生會」幫助精神病康復者就業。福利事業與商業，並非水火不容，若雙方能合拍共舞，反能創造雙贏。

連世界上最聰明的人之一蓋茨，也聲稱要全身投入慈善事業，以紓緩疾病與教育難題，可見他心中的資助形式，絕不止捐一大筆錢那麼簡單。

「三十會」正摩拳擦掌，準備以「創投慈善」的模式，藉各成員的專業知識，從金錢和行動上幫助具潛質的社會企業。但「創投慈善」與「社會企業」是唇齒相依的產物，故「三十會」面對的其中一個難題是，究竟香港有沒有足夠的社會企業，供他們資助與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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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投慈善 Vs 傳統慈善

創投慈善　　

撥款通常持續數年　　

隨社會企業逐步成長，撥款逐漸減少，最終該社企可以獨立運作　　

資助機構既出錢協助社企的成立，又出力提供營運指引　　

資助機構的「投資」，視乎企業回報而定　　

撥款是雙方建立關係的開始，過程中保持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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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慈善　　

撥款通常以一年計　　

撥款在指定日期內終結，或隨款項用罄而止　　

撥款以資助特定計劃或服務為主，資助機構並不出謀獻策　　

資助機構的「撥款」，以企業提供的計劃書為考量因素　　

俟撥款後，雙方關係即告終止


引用自：http://ngohk.blogspot.com/2007/06/blog-post_1042.html

社會企業促政府扶助創業

社會企業促政府扶助創業 2007年2月10日

【明報專訊】競逐連任特首的曾蔭權提出扶助社會企業，協助低下階層人士就業。多年來開工不足的裝修師傅陳自強，是社會企業的先鋒。2002年動員一批工友成立社會企業「裝修全線通」，以合作社模式提供廉價的室內裝修及維修服務，但創辦時舉步為艱，工友月入不足1000元。陳認為社會企業起步階段最艱難，促請政府提供免息貸款及租務優惠等支援。

合作社創業開支大

陳自強憶述2002年創辦「裝修全線通」初期，要應付強積金、勞工保險和商業登記等費用，開支龐大，幸得聖雅各福群會提供場地和租金優惠，並協助物色各區的裝修訂單，合作社才能穩健發展。開業初期，每名工友月入不足1000元，現已增至8000至1萬元，成績驕人。

對於特首曾蔭權承諾，連任後會大力發展社會企業，陳自強促請政府為社會企業提供起動費，如免息貸款和租金優惠等，並希望簡化商業登記及註冊程序，方便弱勢社群創業。

促撥12億元經常開支

財政司長唐英年將於本月28日發表財政預算案，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促請政府增撥12億元經常開支，包括支援社會企業、長者醫療及學童發展等方面。社聯行政總裁方敏生表示，社會企業屬小本經營，難向銀行申請借貸，建議政府撥款5000萬元成立「社會企業免息貸款基金」，為每所社會企業提供最高貸款50萬元；又鼓勵政府部門和商界外判若干工作予社會企業，提供營商機會。

幼童及家長支援方面，社聯建議政府撥款4150萬元，為各區幼兒學校提供駐校社工。香港保護兒童會一項調查顯示，六成非牟利幼兒學校的學童來自低收入家庭，學童及家長容易有情緒問題，總幹事蘇淑賢表示，駐校社工能及早識別潛在的家庭問題，有助預防家庭暴力。

曾﹕失業重災區將辦社會企業

曾﹕失業重災區將辦社會企業
2007年3月4日

明報專訊】角逐連任的特首曾蔭權提出的扶貧政綱，主打推動社會企業。他昨日透露，若成功連任，會親自組織政府高層、企業及非政府組織，為較偏遠及失業率較高的地區設計社會企業。

牽頭聯繫大企業非政府組織

曾蔭權昨午更親往「取經」，探訪一個從事裝修工程的社會企業例子，並強調政府可充當「中間人」角色，中介提供資金的大財團及社會企業。

曾蔭權昨於新城節目《才俊群英會》中，詳細講解其社會企業構思。他表示，政府會分析全港各區的失業率，「若某地區失業率較全港超出2個百分點——現時全港失業率4.4%，即超過6.5%便是有問題」。

避與中小企競爭

找出目標地區後，曾蔭權稱，會與企業設計一些社會企業，再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實行，政府可協助培訓相關人才及提供「起動基金」。他強調﹕「社會企業所做的行業，一定不會與中小企有直接競爭，不能搶人碗飯食！」他又期望，待社會企業成熟發展可佔本地生產總值0.5％。

為配合他的社會企業政綱，曾蔭權昨午即以候選人身分到訪聖雅各福群會，與兩個社會企業「裝修全線通」和「嘆嘆茶」合作社成員聊天，了解他們的運作及成果。曾蔭權最感興趣的，是裝修合作社註冊需多少時間，和遇到的困難，還有成員薪酬等。

有成員稱，註冊成立合作社約花了年多時間，曾蔭權即時頗大反應﹕「！要年幾？」當知道成員每月薪金約為8000元，曾又關心是否足夠應付生活，成員便答﹕「總算足夠，起碼『搵到餐飯』。」

強調不會插手資助

曾蔭權稱，若政府找到「有錢佬」出錢，如想替長者進行裝修工程，便可將工程介紹給這些合作社組織，但強調絕不會「插手」資助社會企業。他認為，政府可發揮「串連資訊」的作用，將大財團及合作社「拉在一起」。

阮耀啟﹕社會企業與市場的關係

阮耀啟﹕社會企業與市場的關係
2007年3月23日

【明報專訊】作者為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學人

自05年起，在扶貧委員會的推動下，政府就提出以社會企業解決本港的貧窮問題，而在特首選舉中，候選人曾蔭權建議進一步幫助特別是地區性社會企業的發展，以針對低技術貧窮人士的失業問題。對於這些建議，業界反應熱烈，但對於如何為社會企業尋找合適的發展空間，卻仍感到十分困惑，尤其是政府一向奉行大市場政策，認為社會企業不可以影響現行市場的運作，意味社會企業只能在市場的空隙中生存，又或須完全依從市場的運作模式與其他企業競爭。由於公民社會機構對目前市場壟斷及剝削的情況都深感厭惡，對於如何以企業形式解決貧窮、失業以至其他社會問題，業界都帶著重重疑慮。

若我們跳出貧窮及就業的思考框框，單純分析社會企業與主流市場的關係，可得出下列4種關係：

1. 在現行市場空間運作：由非牟利機構營運一些現時市場已經存在的服務，如聘請失學青少年於便利店、車房、髮廊等行業工作；一些大型社福機構亦會經營酒店及出租寫字樓以賺取額外收入補貼服務支出。

2. 創造另類市場空間：由非牟利機構提供有社會價值的另類收費服務，向中產及高收入人士賺取收入，如一些社福機構提供收費模式的僱員自我增值課程，又或直接為企業提供僱員培訓及輔導等服務。

3. 開發「被排除」的市場(opening "shunned" market)：要最有效於貧窮圈子達到扶貧效果，其中一個方法就是由社會企業於主流市場之外，以有別於主流經濟的營運模式向大商家沒有興趣的貧苦大眾提供商業服務，並從中賺取合理利潤支持企業繼續營運，世界上一些成功例子包括農村銀行及農村電訊(如著名的Grameen Bank 及Grameen Telecom)。

4. 推動改變主流市場：跟第三類社會企業一樣，這類型的社會企業同樣不滿資本主義及全球化底下主流市場的運作模式，這些進取型的社會企業嘗試運用正面的市場力量，以企業模式推動如公平貿易產品及環保再生能源產品等，尋求以正面的市場力量改變主流市場的消費及生產模式，同時達到經濟及社會兩方面效果。

目前本港的社會企業大都是屬於頭兩個類別，在一些研討會上，業界本身都指出現時社會企業的發展不成氣候，相對於整體的失業率，以社會企業改善就業的作用根本微不足道。政府願意推動社會企業發展，本應值得支持，但若然業界只跟政府一樣將社會企業單單看成是提供就業的工具，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便可能會變成香港這個經濟社會下的新型「庇護工場」，我們將無法以社會企業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推動社會創新以及改變社會上各種不公平的現象。

民政局設機構支援社會企業

民政局設機構支援社會企業 林鄭月娥月前接手 兩月內啟動
2007年5月5日

【明報專訊】特首曾蔭權前日表明要在餘下兩個月任期內，開始推動助弱勢社群重投社會的「社會企業」，據悉，盛傳在7月1日將出任民政事務局長的該局常任秘書長林鄭月娥，早在個多月前開始接手推動社會企業的工作，而按當局的初步構思，民政局會增設一間機構，支援社會企業的後勤工作，如推動社會企業品牌等。

曾蔭權前日指出，除全力籌組新班子外，未來兩個月他將要開展兩項新工作，一是「十一．五行動綱領」的跟進計劃，二是盡快啟動社會企業的工作。

成未來5年重要策略

被視為其中一項針對貧富懸殊問題對策的社會企業工作，已被視為曾蔭權未來5年的重要策略。據了解，林鄭月娥(圖)在個多月前已開始接手社會企業的工作，以便扶貧委員會在7月1日結束前，可順利過渡。按初步構思，民政事務局會增設一間機構，支援社會企業的後勤工作如企業註冊和推動社會企業的品牌等。

港府雖然推動社會企業的討論已有一段時間，但社會上有關社會企業的討論卻一直未見熱烈。

盼改變社福機構資助模式

據悉，港府希望透過推動社會企業，改變現時社會福利機構的資助模式，由現時主要接受政府資助，改為以助人自助的方式，利用社會企業追求持續發展的特性，達到地區扶貧的目標，「不是推個人到地區派錢這樣簡單」。

可是，由於現時社福機構內較少熟悉商業運作的專才，而商界則一般未有推動社會企業的部門和哲學，故港府的工作重點之一，是力培養一批具有企業精神的社會企業家，故港府打算成立一個類似現時中小企中心的機構，作為支援社會企業的後盾。社企中心將包括為各社福機構的社企註冊，營造不同特色社會企業的品牌，同時共同推廣社會企業等等。

據悉，為推動社會企業，港府須要修改現時立法，同時考慮在政府採購合約中，訂出社會企業優先的條文等等。但港府認為，社會企業的成功因素，繫於商界和社福界的合作，故亦會有措施鼓勵私人企業參與社企。

不「全資」資助 免過分依賴

在資源方面，政府不希望由政府「全資」資助社會企業的營運，消息指出，政府希望可尋找多項資金來源，包括向民間的慈善基金籌款、由政府撥款成為「種子基金」，甚至以「配對基金」方式，向社企提供資金的支援，這可減低這些機構對政府的過分依賴。

另外，政府把推動社會企業的政策撥歸民政局管轄，其中一個原因，消息指是希望可達到「以地區為本」的發展目標，由民政局發動轄下地區網絡，研究當區適合推行何種企業，例如在鄰近機場的東涌，是否可成立清理機艙或機場的「清潔隊」等。

明報記者

唐英年家族辦社會企業種貴價菇

唐英年家族辦社會企業種貴價菇
高增值路線半年11萬收入 擬擴充規模

2007年4月6日

【明報專訊】政府近年高調推廣社會企業，財政司長唐英年家族投資的「半島創意」與神託會合作經營社會企業，但有別於一般清潔、洗車等低層次工作，他們走的是高增值路線，種植各種分銷到高檔超市及酒店的有機菇菌，在半年內已有11萬元收入，未來更打算擴展規模。神託會表示：「社會企業往往難與私人企業競爭，若要生存便要走高增值路線。」

半島創意提供技術 神託會運輸

神託會是近年其中一個積極發展社會企業的非政府機構，在去年9月與半島創意一拍即合，開展「有機空間」計劃，由以培植靈芝為主的半島創意提供菇種研發及技術支援「上游」環節，神託會負責「中下游」的運輸及分銷。

走高增值路線養活更多人

神託會社會服務總監陳紹勤表示﹕「社會企業往往難與私人企業競爭，若要生存便要走高增值路線，這方可以養活較多有需要人士。」現時聘用12人負責種植、包裝、送貨等，當中主要為精神病復康者、智障人士及待業婦女。

「有機空間」運作約半年，位於上水的靈芝培植場為研發總部，培植不同菇類；神託會則在屯門設立溫室大量種植，平均每月生產30至50公斤菇類。

但陳紹勤指出，由於產量太少，導致平均運費高昂，例如運送5公斤產品運費約需100元，平均每公斤便要20元，若產量提高便可以將平均運費降低。故他計劃於未來一年內增產，生產面積由現時的600呎，增加至3000呎，同時增聘19人。

陳紹勤強調，由於是社會企業，故不能忽視員工權益，故他們設有最低工資，復康人士時薪為16元、健全人士時薪25元，若有經驗及技術的工人則有50元。他不諱言以現時11萬元收入，仍未能抵消所有成本開支。

半島創意董事林振國表示﹕「日本、法國同樣地貴人工高，亦可以發展農業，故香港式微的農業可以借鑑日本，種植一些高增值農產品。」他們的產品正是零售價可達150元4公斤的本菇、金頂側耳菇，價錢較約60多元一公斤的普通草菇及冬菇為高。

林振國表示，早在2005年漁護署已聯絡他們，希望可以幫助發展本港農業，公司亦提供一隻珍貴菇種予該署作培植，之後開始有非政府機構聯絡公司提出合作。

林振國表示，他們另一個目標是為行將被淘汰的雞農及豬農鋪路轉型，故今年5月會有首個雞農嘗試在其雞場闢出一角種植有機菇菌，但他強調為避免出現賤價競爭情，會嚴控產品的數量及質量。

明報記者 梁偉健

轉貼: 社會企業要持久 須政商扶助

20070221 社會企業要持久　須政商扶助　香港經濟日報 (蔡懿德) 會計師，三十會成員
「社會企業」最近成為熱門話題，究竟社會企業是否可成為扶貧的靈丹妙藥？
社會企業不是純粹的營商組織，亦不是一般的社會服務，它們透過企業策略及商業運作，達至
社會目標。其收益主要用於促進社區、弱勢社群及社會企業本身的發展及投資，它們重視社會價值
而非最大的經濟利益。
◆六項建議　強化能力◆
社會企業在香港不算新鮮，新生精神康復會於 1968 年註冊為有限公司，為精神康復者提供「一
條龍」職業康復服務及社區融合工作的訓練機會，從事有酬勞訓練，及獲得工作所帶來的正面價值
（包括建立自尊、自信及自立能力），從而融入社會自力更生。其經營的社會企業包括新生餐廳、
新生農社、鮮果店、蔬菜店和便利店等。
明朗服務有限公司，於一九九八年成立，乃香港善導會屬下一間非牟利公司。透過營辦各類服
務行業（包括搬屋、運輸、送貨、商廈清潔及家居裝修後清潔等），為更生人士及失業人士提供工
作職業訓練，協助他們建立自信，提高就業能力及重新投入社會。公司曾為多個政府部門及志願機
構提供服務。
明途聯繫有限公司，作為香港具規模的「社會企業」，有員工 140 人，04/05 年度營業額約港
幣 12,000,000。公司於 2002 年初成立，乃香港心理　生會所屬機構。其聘用殘疾人士及弱勢社群
於不同性質的業務，包括便利店、復康用品專賣店、家用品店、直銷業務及清潔業務等。
雖然存在已久，但社會企業在香港並不多見，成功例子更寥寥可數。對志願機構來說，投放成
立社會企業的成本固然是一大挑戰，想達至收支平衡亦非易事；更容易會進退失據，為達賺錢目標
而忘卻社會企業的精神所在。對立志於服務弱勢社群的社工而言，較難接受「社會企業要賺錢」這
一套，也未必有足夠的工商、財帳管理訓練以應付社會企業的日常運作。若聘用商界人士作外援，
一方面有「外行人管內行人」之弊病，另方面也有只顧賺錢的傾向。
若處理不好，社會企業可能會導致更多不能持久的職位、甚或更多的資源浪費。筆者對社會企
業也略有實戰體驗，要　化其發展能力，本人有以下建議：
1.成立獨立於非牟利機構的個體，以增加其運作的靈活性及效率，務求能跟普通企業競爭；
2.邀請商界、專業人士，以及社會工作者為有決策權的董事局成員，積極參與擬定「社會企業」
的藍圖，減低「社會企業」的市場定位錯誤的風險；
3.訂立清晰的、可量度、可行的目標，包括社會目標（如：促進弱勢社群的就業能力）及商業
目標（如：兩年內收支平衡）；

引用自：http://www.30sgroup.org/publication/ECON070221.pdf

轉貼: 全力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

席，首先，我很多謝梁劉柔芬議員提出這項議案。這項關於社會企業的議案，其實是相當重要的。我們最近聽聞社會企業已成為扶貧委員會內一項對抗貧窮、消滅貧窮的主要政策或策略。一項最新的消息是，扶貧委員會昨天剛召開了會議，進一步闡釋了那個為數1.5 億元的所謂“夥伴倡自強”基金，在未來5 年，每年會有3,000 萬元可供機構申請。這個基金將成為一個種子基金，供發展社會企業之用。

主席，“社會企業”一詞其實頗為有趣，是把兩樣相當不同的東西放了在一起。“社會”似乎是指一些公益事項，是從社會角度考慮一些有需要的羣體的情況，“企業”則是在市場上以謀利為主要目的，價值觀是以私利為主，透過競爭和市場機制，從商業模式來考慮。將兩者放在一起，其可行性是怎樣呢？社會企業是否真的可以減少貧窮、協助有需要的人或一些弱勢社羣就業，得以脫離貧窮呢？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崇高的想法，亦是一個值得我們探討及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政府能夠初步提供一些資金，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們非常樂意看到。可是，除了提供資金及梁劉柔芬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外，我們很期望還會有其他政策措施，甚至能夠在法例的框架上作出配套。否則，這個社會企業方向，可能未必能發揮最大的有效力量。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其實，陳婉嫻議員剛才也提到，無論是以合作社形式，或是以其他形式來發展所謂的社會企業，一些機構目前也在面對一些困境。現在的社會企業，其實不是沒有規模的。以合作社來說，在香港其實已發展了很多年。根據社聯最近一份資料顯示，現時共有48 間非政府服務機構，正在進行187 項這一類的社會企業計劃，其中服務的對象很多，包括單親人士、新移民、失業者、低收入的人及婦女等，而舉辦的形式亦很多元化，例如幫助照顧小孩、經營小士多、小賣部、洗車，以及上門陪診等，多不勝數。可是，他們現在面對着甚麼問題呢？

他們除了最初要人協助成立所謂的種子基金外，他們現在還面對着很多問題。首先，如果以合作社形式發展，是會令他們的身份有點尷尬。現時的《合作社條例》其實是一項非常過時的條例，原意是給漁農界使用的，但現時卻被用來幫助弱勢社羣以合作社形式開辦社會企業，這其實是不太適合。

為甚麼我這樣說呢？舉例來說，除了陳婉嫻議員剛才提到要有10 個人才可以經營外，當中還涉及其他問題。如果今天要以合作社的名義購買保險，究竟怎樣購買呢？又例如就強積金而言，誰是僱主，誰是僱員呢？合作社的精神在於大家不是以僱員的身份在那裏工作，而是大家都有份。當他們面對這情況時，應怎麼辦呢？事實上，在申請商業牌照時，例如有一間合作社在大學內經營了一個小賣部售賣雪糕，當他們向食環署申請牌照時，食環署的官員詢問他們有沒有商業登記？如果沒有，便無法向他們發出牌照。所以，他們是要面對相當困難的。

有些合作社會幫助一些領取綜援的單親人士，這些領取綜援的單親人士在合作社工作時，他們的工作時間是否亦計算在內呢？那麼，何謂合作社的工作時間呢？合作社的精神在於成員擔任不同的崗位，各人有不同的投入，本身的賺錢能力反而不是太重要。最重要的是大家合作，而所得到的利潤，大致上會平均分配。

在合作社中，有些職位未必是直接在最前線提供服務，例如一些成員會負責行政及會內的工作，但社署有些職員指這不算是工作，於是在計算他們的綜援金額時，便會有很不同的處理方法。有鑒於此，各政策局及部門的配合便是很重要。

此外，如果我們說社會企業，最須考慮的其實是其長久生存的能力，即其可持續性。我們拿出了1.5 億元，如果任由這些社會企業在市場上自生自滅，但它們卻無法真正生存，三兩年後便結業，這其實是浪費了公帑。那麼，怎樣才可以令它們持續呢？我們看到外國有很多政策，例如政府在外判過程中會有一些特別考慮，除了把某些服務專門外判給這些社會企業或非謀利團體外，在提供地點或提供一些服務方面，也會給予它們一些特別優惠。舉例來說，今天有很多這類團體向房屋署申請鋪位，但房屋署職員會詢問它們是甚麼？由於合作社並不屬於慈善團體，所以便申請不到地方。

即使在進行外判時，政府現時大致上是接納了以成本效益、商業價值作為取向。基本上，最重要的當然是價格便宜，差不多可以說，很多外判工作均是價低者得。如果是價低者得，這些社會企業往往便未必能夠在這個前提下跟一般商業機構競爭。如果不是價低者得，而是特別優惠這些社會企業，政府可能會擔心這樣不知會否造成不公平的情況呢？外面的商界亦會擔心，這樣會否優惠了這些企業，對一般商業機構造成歧視呢？所以，這些問題是要詳細考慮，而相關的政策亦要清晰和透明。我暫時還未看到有充分討論和相關政策。至於法律方面，正如我剛才提到，現有的《合作社條例》已完全過時，究竟應如何把它提升，配合現時的需要呢？

除了這些情況外，即使我們讓社會企業跟商界平等競爭，政府或公營部門在外判時，除了純粹從成本效益、價低者得的角度考慮外，可否亦考慮其他的社會因素呢？這不止是為了這些社會企業，而是即使當政府把工作外判給任何企業時，如果能夠一併考慮一些社會因素，政府的考慮便不一定是不平等；那仍會是一個平等、公開的外判程序，但卻並非純粹從商業原則考慮。外國其實亦有這樣做，而且有相當多成功的例子。 所以，我很希望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社會企業除了是一個口號和1.5 億元外，還希望相關的討論、政策和法律必須緊急地配合，否則，社會企業便未必能發揮到最大的扶貧效力。


引用自：http://www.cheungchiuhung.org/index.php?tn=cms&ncid=2&nid=373&lang=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