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全力推動社會企業的發展

席，首先，我很多謝梁劉柔芬議員提出這項議案。這項關於社會企業的議案，其實是相當重要的。我們最近聽聞社會企業已成為扶貧委員會內一項對抗貧窮、消滅貧窮的主要政策或策略。一項最新的消息是，扶貧委員會昨天剛召開了會議，進一步闡釋了那個為數1.5 億元的所謂“夥伴倡自強”基金，在未來5 年，每年會有3,000 萬元可供機構申請。這個基金將成為一個種子基金，供發展社會企業之用。

主席，“社會企業”一詞其實頗為有趣，是把兩樣相當不同的東西放了在一起。“社會”似乎是指一些公益事項，是從社會角度考慮一些有需要的羣體的情況，“企業”則是在市場上以謀利為主要目的，價值觀是以私利為主，透過競爭和市場機制，從商業模式來考慮。將兩者放在一起，其可行性是怎樣呢？社會企業是否真的可以減少貧窮、協助有需要的人或一些弱勢社羣就業，得以脫離貧窮呢？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崇高的想法，亦是一個值得我們探討及進一步發展的方向。

政府能夠初步提供一些資金，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我們非常樂意看到。可是，除了提供資金及梁劉柔芬議員今天提出這項議案外，我們很期望還會有其他政策措施，甚至能夠在法例的框架上作出配套。否則，這個社會企業方向，可能未必能發揮最大的有效力量。

為何我會這樣說呢？其實，陳婉嫻議員剛才也提到，無論是以合作社形式，或是以其他形式來發展所謂的社會企業，一些機構目前也在面對一些困境。現在的社會企業，其實不是沒有規模的。以合作社來說，在香港其實已發展了很多年。根據社聯最近一份資料顯示，現時共有48 間非政府服務機構，正在進行187 項這一類的社會企業計劃，其中服務的對象很多，包括單親人士、新移民、失業者、低收入的人及婦女等，而舉辦的形式亦很多元化，例如幫助照顧小孩、經營小士多、小賣部、洗車，以及上門陪診等，多不勝數。可是，他們現在面對着甚麼問題呢？

他們除了最初要人協助成立所謂的種子基金外，他們現在還面對着很多問題。首先，如果以合作社形式發展，是會令他們的身份有點尷尬。現時的《合作社條例》其實是一項非常過時的條例，原意是給漁農界使用的，但現時卻被用來幫助弱勢社羣以合作社形式開辦社會企業，這其實是不太適合。

為甚麼我這樣說呢？舉例來說，除了陳婉嫻議員剛才提到要有10 個人才可以經營外，當中還涉及其他問題。如果今天要以合作社的名義購買保險，究竟怎樣購買呢？又例如就強積金而言，誰是僱主，誰是僱員呢？合作社的精神在於大家不是以僱員的身份在那裏工作，而是大家都有份。當他們面對這情況時，應怎麼辦呢？事實上，在申請商業牌照時，例如有一間合作社在大學內經營了一個小賣部售賣雪糕，當他們向食環署申請牌照時，食環署的官員詢問他們有沒有商業登記？如果沒有，便無法向他們發出牌照。所以，他們是要面對相當困難的。

有些合作社會幫助一些領取綜援的單親人士，這些領取綜援的單親人士在合作社工作時，他們的工作時間是否亦計算在內呢？那麼，何謂合作社的工作時間呢？合作社的精神在於成員擔任不同的崗位，各人有不同的投入，本身的賺錢能力反而不是太重要。最重要的是大家合作，而所得到的利潤，大致上會平均分配。

在合作社中，有些職位未必是直接在最前線提供服務，例如一些成員會負責行政及會內的工作，但社署有些職員指這不算是工作，於是在計算他們的綜援金額時，便會有很不同的處理方法。有鑒於此，各政策局及部門的配合便是很重要。

此外，如果我們說社會企業，最須考慮的其實是其長久生存的能力，即其可持續性。我們拿出了1.5 億元，如果任由這些社會企業在市場上自生自滅，但它們卻無法真正生存，三兩年後便結業，這其實是浪費了公帑。那麼，怎樣才可以令它們持續呢？我們看到外國有很多政策，例如政府在外判過程中會有一些特別考慮，除了把某些服務專門外判給這些社會企業或非謀利團體外，在提供地點或提供一些服務方面，也會給予它們一些特別優惠。舉例來說，今天有很多這類團體向房屋署申請鋪位，但房屋署職員會詢問它們是甚麼？由於合作社並不屬於慈善團體，所以便申請不到地方。

即使在進行外判時，政府現時大致上是接納了以成本效益、商業價值作為取向。基本上，最重要的當然是價格便宜，差不多可以說，很多外判工作均是價低者得。如果是價低者得，這些社會企業往往便未必能夠在這個前提下跟一般商業機構競爭。如果不是價低者得，而是特別優惠這些社會企業，政府可能會擔心這樣不知會否造成不公平的情況呢？外面的商界亦會擔心，這樣會否優惠了這些企業，對一般商業機構造成歧視呢？所以，這些問題是要詳細考慮，而相關的政策亦要清晰和透明。我暫時還未看到有充分討論和相關政策。至於法律方面，正如我剛才提到，現有的《合作社條例》已完全過時，究竟應如何把它提升，配合現時的需要呢？

除了這些情況外，即使我們讓社會企業跟商界平等競爭，政府或公營部門在外判時，除了純粹從成本效益、價低者得的角度考慮外，可否亦考慮其他的社會因素呢？這不止是為了這些社會企業，而是即使當政府把工作外判給任何企業時，如果能夠一併考慮一些社會因素，政府的考慮便不一定是不平等；那仍會是一個平等、公開的外判程序，但卻並非純粹從商業原則考慮。外國其實亦有這樣做，而且有相當多成功的例子。 所以，我很希望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社會企業除了是一個口號和1.5 億元外，還希望相關的討論、政策和法律必須緊急地配合，否則，社會企業便未必能發揮到最大的扶貧效力。


引用自：http://www.cheungchiuhung.org/index.php?tn=cms&ncid=2&nid=373&lang=tw，